潮水而死，所以出现了意外，在伦敦又找不出一个狱吏能提供必要的证明。我在回到伦敦的当天晚上直接去到贾格斯先生的私人宅第，请他办理此案。贾格斯先生答应受理，但对案情却不提一字。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唯一的途径，他告诉我，此案只要一有人证，在五分钟内就能定案，要想挽回是人力之所不可能，无疑，这定案将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

我告诉贾格斯先生，马格韦契的钱袋已交给警官，我希望能瞒住这件事，不让他知道。贾格斯先生一听便很气愤，对我大加批评，说钱是“从我手指之间溜走了”，他认为必须要写一个备忘录，无论如何要弄回一部分。不过，他也不隐瞒我，他说，虽然有许多案件也不一定绝对没收财产，但这一个案件情况不同，它不具有免予充公的条件。我对这点非常清楚。我和犯人不具备亲戚继承关系，也没有其他的公认关系或联系。在他被捕之前既没有为我立下字据，也没有做出有关安排，如果现在来补行安排和立字据，根据法律已是无效了。我又不可能提出要求。因此我最后作出决定，而且以后不改变我的决定，即决不贪图毫无希望之财。

现在似乎有理由作如下设想，这位被淹死的通风告密的康佩生原来希望从充公的财物中得到好处，因为他对马格韦契的财产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这是从下面情况得到证实的。在离现场许多里之外发现了他的尸身，当时已面目全非，无法确认；只是他口袋里的东西还可证明是他。他口袋里有一个夹子，里面写的字条清晰可认，上面记载着在新南威尔士某个银行里马格韦契有多少存款，又注明了几处地产，价值可观。被关在狱中时，马格韦契把这些财产的清单交给了贾格斯先生，说是我以后可以继承的遗产。可怜的马格韦契，他的无知却对自己起了安慰的作用；他从未怀疑过，认为有了贾格斯先生的受理，我继承这笔财产是完全有把握的了。

案件审理延迟了三天，这几天是用来等待监狱船上来的证人的。证人三天后才来，一来，这件简单的案子便走了案。马格韦契暂时收监，等待下一期开庭再审理，下次开庭的时间是一个月之后。

这时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一个晚上，赫伯特回来，万分沮丧，他说：

“亲爱的汉德尔，我怕不得不留下你一个人了。”

因为他的合伙人已经和我打过招呼，我不会像赫伯特所想象的那样感到诧异。

“我这次非到开罗去不可了，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次良机。汉德尔，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非离开你不可。”

“赫伯特，我永远需要你，因为我永远热爱你。我不仅仅现在需要你，而且任何时候我都需要你。”

“你会感到孤独。”

“我没有时间考虑到这些，”我说道，“你知道，只要在允许的时间内，我都得和他在一起，只要可能，我就会成天地和他待在一起。你知道，当我离开他，我的思想也是和他在一起的。”

他如此可怕的处境使赫伯特和我都受了惊吓。我们只能这么说，而不能讲得更加明白具体。

“亲爱的老兄，”赫伯特说道，“我们的分手就在眼前——的的确确为时不远——我想打扰你一下，你是否谈谈自己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前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