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梓　译

我沉思地坐在铁床的边上。另一条被子被用来铺在床上当作褥垫，这当然并不那么舒适，不过我面临的却是比这要麻烦得多的事情。

马上就要把我转移到附近的监狱里去，在这以后再过一段时间我还将被投放死牢，当然一开始会有法律上的一套审判程序，但那些纯粹只是形式。因为我不仅是在犯罪现场给逮住的，而且连我自己也对这一切供认不讳。

我被指控蓄意谋杀我的朋友拉里康诺特，他甚至还救过我的命。我自己当然会提出一些辩护理由以求减轻罪责，但法庭可能会对此不屑一顾。

康诺特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后来战争才把我俩分开。若干年后我们终于又在华盛顿重逢，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不象从前那样亲密无间。他在这段时间里，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一展抱负之处，并为此努力奋斗了多年，但其内容则对我秘而不宣。我自己原来也有过一番雄心宏图，只是当我在解剖学上一无所成以后，我就和科学无缘了。老实说，还在我刚踏进解剖所那会儿起，我对医学的兴趣就已一落千丈，我倒不是厌恶那些死尸，只是觉得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我也从未获得过任何学位或职称，而且这对于一个参议院的警卫人员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职业听起来似乎并不太体面，但我并不以做个警卫而感到羞愧。一般说来在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我甚至还相当喜欢这个职务。参议员们在我们警卫人员面前通常都能够毫无顾虑，对我们十分友善，我们也常常知道不少发生在政府内幕里的秘闻趣事。从个人方面来说，不少人都得有求于我们——这主要是那些急于猎取新闻的记者以及政府的小官员们，他们往往能从人们无意漏出的只言片语中得益匪浅；当然还有那些希冀在议会进行重大辩论时置身于大厅回廊中的游客们。

举个例子说，和拉里康诺特的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我和他恰好在街上相遇，寒暄一番以后，他就问我能不能为他搞张议院的通行证，以便参观最近将举行的外交政策辩论。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一切手续都已办妥。

当国务卿刚刚上台发言时他就来了，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由于心满意足而熠熠发亮。然而这时突然爆发一阵巨大的叫喊声，整个事件大家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共冲进来三个人，都是来自中美洲的恐怖份子，企图用暴力来对我们的政策施加影响。其中有两个人手持短枪，第三个小个子拿的是手榴弹，在枪战中打伤了我们两名参议员和一名警卫。我和康诺特正并肩站着，当时我扑向那个已经扬起手榴弹的小个子，把他掀倒在地，手榴弹也滚向一边。在我正想去抓它时，一眼瞥见它已被拉开了弦行将爆炸，结果就在我有点犹豫的一瞬间，拉里已经突然伏身在手榴弹的上面……

事后在报纸上把我们两人都吹捧成了英雄。报上报导说，那简直是个奇迹。拉里在全身脸朝下地扑在手榴弹上时，居然还来得及把它从身下扔了出去，使它在爆炸时没有伤及任何一个人。

的确，弹片没有给谁带来伤害。报纸上还说，手榴弹的爆炸只是使拉里丧失了知觉。这也没错，他的确丧失了知觉，过了整整六个小时才苏醒过来，而且在这以后的整整一昼夜里他还处于半苏醒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一天，我才在晚上去探望了他，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