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是个体面的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去过很多地方，有可爱的孩子和一个不错的、颇有经济头脑的丈夫。可现在我却静静地躺在医院的床上，双眼什么也看不见，撕裂的伤口一阵比一阵痛。在我房间里的女护士们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昨天晚上，一个护士以为我睡着了，轻声耳语道：“天啊！她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每个人从玻璃猫那里拯救出来。

我与这猫的麻烦始于１９５２年。我的妹妹迪丽亚当时遭到一种动物的袭击。那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没有别人在场，爸爸当时还在学院的办公室里，我一边数着人行道上的裂缝，一边从切斯利女子学校往家里走去。迪丽亚比我小三岁，当时身边只有我们的爱尔兰女管家费奥娜。费奥娜出去晾衣服，当她回来照看迪丽亚时，却看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屠杀景象，奇怪的是她没有听到尖叫声。

当我跑上台阶打开门时，我听到了一阵尖叫声，不是迪丽亚的——她早已沉默无声了——而是费奥娜的。她站在那里用手挡住双眼，根本不敢看当时的惨景。但是，我，一个６岁的孩子却没太在乎。我紧紧盯着看了好久，感到恶心，全身发抖。

从肩膀往上，迪丽亚已经难以辨认了。她的喉咙被撕碎了，腭骨豁开了，大多数头发连头皮都给抓掉了。她雪白的手臂和大腿上留下了长长的爪痕。费奥娜早上给她套上的薄纱围裙凝满了血块，血还在往外淌，那种动物，不论它是什么，疯狂地袭击她时，甚至把血溅到了墙上。她的拳头和脚根僵硬地支在地上。我们的爱犬弗莱第，趴在她边上，也浑身是血，瘸得厉害。弗莱第的脖子也断了。

记得我当时慢慢地抬起头——肯定受了惊吓——看到了放在壁炉台上的玻璃猫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我们的父亲是位艺术史教授，他对这个雕刻非常自豪，许多年以后，我才慢慢知道原因。当时我只知道它非常珍贵，我们谁也不许碰它。一个乱糟糟的猫类的可笑模仿物，根本不会使你想到要去碰碰它。它虽然形状上像只猫，却浑身竖起透明的细丝和硬瓷器。它脸上有一种既带有野性又带有人性的东西。我从未喜欢过它，迪丽亚也常常让它吓着。那天，我从妹妹残破的肢体上抬起头来，那猫似乎闪出一种可怕的满意的神情。

以前我经历了对孩子来说最为可怕的事——母亲的死。

它给予我一种绝望的感觉，我以为，在年仅６岁时，我已经经历了生活所能给予的最可怕的打击。现在，当我把眼光又回到那玻璃猫的可怕的目光上时，我觉得自己错了。这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罪恶得多，我面前的一切都变了。

过了不久，医院就正式宣布说迪丽亚死了。警察在草草调查之后认为，一切得怪弗莱第。我还留着那张剪报，现在已经发黄了，外面包着更黄的玻璃纸。那头家狗死在遇难者边上，口鼻处与前爪上淌着血。莫顿警官推测说，那是一头护牛狗，受过专门训练，擅长期咬。那狗那天成了杀人犯，对它的小主人下了手。他还宣称，那个孩子在殊死的搏斗中将那凶残的野兽甩到了一边，并折断了它的脖子。

即使是我，一个小姑娘，也看出这个“推断”站不住脚。

即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把那护牛狗的脖子折断。弗莱第尽管是那个品种，却对我们很温和，甚至常常保护我们。解释就这么简单，说明警察局也摸不着头脑，只好把这当作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就他们而言，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可事实上这只是个开始。

我坐船到乔西婶婶家待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爸爸在干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但后来，我猜想他那几个月是在疗养院度过的。在一年中，他先后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迪丽亚的死就足以使一个精神稍差些的男人永远神经错乱了。但一个孩子是无法知道这些事的，我对他的离去怒不可遏。乔西大婶很和蔼，心肠也不错，但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我感到被遗弃了。我常做恶梦，梦中那玻璃猫从壁炉台上溜下来在野地里徘徊。我似乎能听见它坚硬的爪子在我睡觉的屋子外的地板上“咔咔”作响。那时候，当我从睡梦中尖叫着醒来时，除了父亲，谁也无法给我安慰。

他回来了，不幸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面容清瘦憔悴，头发越发灰白。他回来的那天下午和我一起坐在乔西婶婶的沙发上。我喜不自胜地依偎着他，他抚摸着我的脸颊。由于他的归来，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