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贝父子》无论从形式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而论，都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它突破了早期作品中流浪汉体（thepicaresque）的影响，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一个主导观念来展开故事，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是第一部结构严谨的代表作。作者在序言、书信中多次提到，在写《董贝父子》时，他时刻注意“扣紧该书的一般目的与设计，并以此严格束缚自己”。《董贝父子》形式上的新特点是跟内容方面的发展相联系的。在这以前，狄更斯在小说中曾抨击了负债人监狱、新的济贫法、地方上的所谓慈善事业以及大城市底层的罪恶与黑暗，多多少少把它们当作孤立的现象。《董贝父子》却试图在更严谨的形式中以现代城市为背景，通过一个资产者的典型形象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观，而不复在个别社会弊病上做文章。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作者的小说艺术向着更高级阶段发展——结构的严谨在美学上不一定比流浪汉体小说的松散更优越，它们可以各有各自的美，但无论如何，《董贝父子》代表了作者思想的深化，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英国19世纪小说专家凯瑟琳蒂洛逊在她的学术名著《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一书中把《董贝父子》列为40年代的代表作不是偶然的。《董贝父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在这里表现一个新时代——40年代工业发达的英国社会。小说中的伦敦是一个金融和商业中心、一个大港口，又是上流社会社交中心。董贝就是处在这样生活漩涡中的巨商。《董贝父子》用不少篇幅描写一个破落的航海仪器商所罗门吉尔斯；他的小店铺里摆着些过时的仪器，从来没有人光顾，除非是进来问路或兑换零钱。吉尔斯悲叹道：“竞争、不停的竞争——新发明、层出不穷的新发明……世界把我抛在后边了”。时代的落伍者所罗门吉尔斯和他的小店铺在小说中与董贝先生和他的大公司形成对比，愈加突出了《董贝父子》内容题材的时代特色。

狄更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塑造了一个资产者的典型形象。关于《董贝父子》的创作意图，狄更斯曾说，在这里他要处理的是“傲慢”问题，正如前一部小说《马丁柴则尔维持》里要着重描写“自私自利”。的确，在董贝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是从傲慢入手的。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在董贝先生看来，“世界是为了董贝父子经商而创造的，太阳和月亮是为了给他们光亮而创造的。河川和海洋是为了让他们航船而构成的；虹霓使他们有逢到好天气的希望；风的顺逆影响他们实业的成败；星辰在他们的轨道内运行，保持以他们为中心的一种不能侵犯的系统”。董贝公司称霸四海，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于是董贝先生就自认是世界的中心，他的傲慢由此而来。他的傲慢不是由于作为一个人有任何优越于他人的地方，而是由于他的公司的地位、他的资本力量。在董贝的形象中，狄更斯不把问题局限于一般的自私贪婪，事实上在私德方面，董贝基本上是恩格斯说的那种“具有各种私德的可敬人物”。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AT杰克逊所指出的，“董贝的傲慢是他作为一家大公司的头目的地位带给他的品质”。因此，傲慢只是其表，而根本问题在于董贝作为人，与资本同一了。他失去了人的本质，只是资本的化身，亦如某些西方评论所说的，是“19世纪企业精神”的象征，“一种制度、竞争心理和冷酷无情”的典范。《董贝父子》以连载形式问世以后，当时便有评论指出：“描绘董贝这类的人物简直是当务之急——伦敦的世界里充满了冷漠的、装模作样的、僵硬的、炫耀金钱的人物，想法跟董贝一模一样……”可见董贝的形象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狄更斯强调了董贝作为一个资产者的非人性。他把感情完全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董贝父子一向跟皮货打交道，而不跟感情打交道”。实际上《董贝父子》很少涉及具体的商业活动，它其实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通过家庭关系，表现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董贝，唯其如此，更加烘托了他的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