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孩子多么般配呀！”

虽然我年龄还小，但是我能理解这话的含意，对于苏尔芭拉，我比别人更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种念头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深深扎了根。由于我陶醉在这种权利之中，所以我就不能不对她常常发号司令，做出一些粗暴的举动。而她却总是耐心地去执行我的各种指令，承受我对她的惩罚。村里人都夸她长得娇美，但是她的娇美在一个野蛮的男孩子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我只知道，苏尔芭拉是为了承认我这个主人的地位才降生在她父母的家里。因此，她就成为我特别蔑视的对象。

我父亲是地主乔杜里的大管家。他希望我长大后跟他学习管理地主帐房的本领，以便将来我也能找到管家的差事，但是我心里却很不愿意。我们村里的尼尔罗东，跑到加尔各答去学习，后来当上了一名税务监察官。我的一生奋斗目标，也要像他那样——即使不能成为税务监察官，至少也要做一名法院首席书记员，我就这样默默地下定了决心。

我经常发现，我父亲对于法院的上述工作人员是非常景仰的——我从孩提时代起就看到，父亲以种种借口，经常带着鱼、菜、钱去孝敬他们；因此，法院的小职员，乃至通信员都在我心目中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他们就是我们孟加拉邦的崇拜之神，他们是三亿三千万人的一种新的小小的追求。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人们在内心里对他们的指望要比对财神贡耐沙本身还要大；从前用于敬奉贡耐沙的资金，现在都落在他们的的手里。

我深受尼尔罗东这个榜样的鼓舞，抓住一个机会，也跑到了加尔各答。起初，我住在同村的一个熟人那里。后来，我开始得到父亲的一些接济，学习也走上了正轨。

此外，我还加入了一个协会。为了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很值得的，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上述宿愿，而且也没有任何人为我作出榜样。不过，谈论起这种事情来，倒是不乏热情的。我们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不像加尔各答那些早熟的孩子们那样，学会了讥笑一切事务；相反，我们的信念是很坚定的。我们协会的领导者们经常发表演说，而我们都饿着肚子，中午在炽热的阳光熏烤下，挨家挨户地去征集签名，乞求施舍，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布置会场，安排桌椅；要是有谁说一句损害协会领导者声誉的话，我们就会同他厮打起来。城里的年轻人看到我们的这种表现，就称呼我们是东孟加拉土包子。

我来加尔各答的目的，是想成为一名法官，可是现在却充当了运动的陪衬。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和苏尔芭拉的父亲都一致主张为我们俩儿筹办婚事。

我15岁时跑到了加尔各答，当时苏尔芭拉才8岁；现在我已经18岁了。我父亲认为，我已经超过了结婚的年龄。但是对此问题我在心里发誓说：“我一辈子都不结婚，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不过，我对父亲却说，不完成学业，我不能结婚。

两三个月之后我获悉：苏尔芭拉和律师拉姆洛琼先生结了婚。当时我正为贫困的印度征集捐款，所以就觉得这个消息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已考入大学，正准备第一次文科考试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在家里不只我一个人，还有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因此，我必须离开学校，回去找工作。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诺瓦卡利地区一个小镇的小学校里谋到第二教师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