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不幸过早地去世了。抚育孩子的责任，完全落到了我的肩上。孩子失去了母爱，父亲的神圣职责是倾注双倍的怜爱；父亲失去了妻子，女儿的天职是献上更多的关怀。可是，我却很少考虑这些。普罗芭六岁就开始操持家务。显然，她竭力想成为父亲唯一的照管人。

有时，我对普罗芭的关心，不免暗自发笑。可表面上却装得服服帖帖。我意识到，我愈显得无能为力，需要帮助，她就愈加高兴。如果我自己去拿衣服，取雨伞，她就会感到委屈，好像是侵犯了她的权利似的。以前，她从来没见过像爸爸这么大的洋娃娃。现在，她把整天服侍爸爸吃饭、穿衣、睡觉当作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只是在我教她识字和读书的时候，她才自觉不自觉地感到我作父亲的权威。

时光流逝，女儿该出嫁了。嫁女儿需要许多的钱。我到哪里去弄这么一笔钱呢？另外，我女儿多少还有些文化，如果嫁给一个目不识丁的粗鲁汉，那她将来的处境又会怎样？

我得想法子去挣钱。显然，到政府部门去工作，我的年龄太大了。到其他单位去工作，又苦于没有门路。想来想去，只好试试笔头，搞搞创作。

竹筒如果裂了缝，就既不能装油，也不能盛水，变得毫无价值。不过，如果竹筒钻上眼，它就成了竹笛，能吹奏出美妙的乐曲。我认为，如果世界上的各种职业都干不了，说不定能写出本好书来呢！抱着这样一股勇气，我写了一出喜剧。人们交口称赞，还被搬上了舞台！

喜剧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不幸——我再也不能抛开已开始了的事业，整天愁眉苦脸，搜肠刮肚地写剧本。

“爸爸，”普罗芭笑眯眯亲切地提醒我，“你不去洗澡吗？”

“快走开，”我却不耐烦地叫道，“快走开！现在别打扰我，让我生气！”

姑娘脸上的笑容立即消逝了，就像一阵风把灯吹灭了似的。我甚至没有发现，她是什么时候怀着委屈的心情，悄悄地走了。

由于专注于创作，我的脾气也变得稀奇古怪起来。那时，我把女仆也赶走了，还时常殴打佣人。如有乞丐来讨饭，我也拿棍子把他们赶跑。我们家就在路旁，如果有行人问路，我也爱理不理，叫他们滚开。可谁也想象不到，我正在写幽默喜剧呢！

尽管我的兴趣和荣誉与日俱增，可收入并没增加多少。当时，我也没有想到钱的问题。给普罗芭找个好女婿的事，更是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要是没有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可能至今我还没有清醒过来，仍在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贾希尔村一家地主要出版一份小报，聘请我去当编辑，我欣然同意了。我尽心竭力地写文章，乃至我一出门，村里人都指手划脚地议论我，仿佛我是中午耀眼的阳光。

贾希尔村与阿希尔村毗邻。两村地主之间的敌对情绪，根深蒂固。以前，两村的人动辄就以棍棒相见。后来事情闹大了，地方长官迫使双方签字画押，保证不再进行械斗。现在，雇我来顶替以前打架斗殴的拳师爷。大家都说我在保卫本村的名誉。

我写的文章，火力猛烈，压得阿希尔村抬不起头来。我把所有的墨水，泼向他们的祖辈，泼向他们的家族史。

这段时期，我得意洋洋，脸上总是笑容可掬，身体也发福了。我那犀^[xī]利的笔锋，指向阿希尔村的列祖列宗，抛出了一支又一支致命的投枪。整个贾希尔村，乐不可支，笑声不绝，像熟透了的甜瓜一样裂开了口。我也极为快活。

终于，阿希尔村也出版了一份小报。它用词毫不遮遮掩掩，而是以最不含糊的通俗语言，进行谩骂。报上的每个字母，仿佛都跳到我眼前嚎叫。两村的人对这种文章，都一目了然，十分清楚其含义。

可我的文章，风格迥然不同。由于我见多识广，写得非常诙谐幽默。再借助于高超的写作技巧，使文章更加隐蔽含蓄。攻击对方时，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谁都难以把握话中的确切含义。

结果，常有这样的事——尽管我是胜利者，但大家还以为我失败了。我不得不打算写篇关于文雅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要知道，嘲弄好的东西，比较容易；而要嘲弄应该讽刺的东西，却很难办到。正如猴子很容易摹仿人类的动作，但人类却很难摹仿猴子的动作一样。一般群众才不管文雅不文雅呢！我的雇主对我没有原来那样重视了。在集会上我也没有什么威信。闲游时，也没有人来同我聊天。

甚至有人开始嘲笑我了。

我写喜剧的声望，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我忽然意识到，我就像根火柴棍子，燃烧片刻之后，就完全熄灭了。

我心灰意懒，头痛得再也写不出一行字来。生活已失去了乐趣。

现在，普罗芭很胆怯，对我敬而远之。不叫她，就不敢到我身边来。她懂得了，泥娃娃要比父亲好得多，因为父亲只知道整天写文章，全然不理她。

最后，出现了更坏的情况：阿希尔村的小报，避开了我的主人——贾希尔村的地主，终于把矛头对准了我。文章的语言，极其粗鲁恶毒。熟悉我的朋友，带着报纸接踵来访。他们哈哈大笑，念给我听。有的说，文章内容权且不论，语言却是勇气十足。也就是说，所要骂的，在语言上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整整一天，至少从20个人的嘴里，听得了类似的话。

我的住宅前面，有一座小花园。傍晚，我怀着极端沉闷的心情，独自在那里散步。鸟儿归巢了，停息了叽叽喳喳的叫声，主动让位给傍晚的静谧。我终于明白：鸟儿中间没有摇唇鼓舌的写作集团，它们之间也没有文雅不文雅的争论。

我陷入了沉思，考虑怎样来回答那恶毒的毁谤。道德清高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并非各种各样的人都能理解它。粗鲁的语言，倒是更易于被人接受。我准备就以这种想法，来写文章回击，决不承认失败。这时候，在漆黑的夜幕中，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纤细温柔的声音。随后有一只滚烫的小手触及我的手掌。当时我很激动，心绪不宁，对这种声音和触及，麻木不仁，毫无反映。可是过了一会儿，那声音仍在我耳边回响，那小手仍在我的掌中。女儿慢慢地靠近我，亲切温柔地叫了声“爸爸”。没有等我回答，她就将我的右手放到她的额头上，然后又悄悄地回到屋里。

许多天以来，普罗芭没有这样亲切地叫过我，没有主动靠近我，更没有表现得这么亲热，所以，今天她这温柔的举动，马上使我心情激动。

过了片刻，我回到家里，只见普罗芭躺在床上。她身体不适，眼睛微闭，宛如黄昏时凋谢的花朵一样，萎靡不振。用手摸她的头才知道：她在发高烧，而且呼吸困难，头昏脑涨。我明白，女儿处在病中，是多么盼望父亲的抚爱和关心！然而遗憾得很，我这失职的父亲，却在为贾希尔村的报纸构思有力的回击呢！

我坐在女儿身旁。她一言不发，用两只发烫的小手，握住我的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默默地躺着。

我抓起贾希尔和阿希尔两村的报纸，投到火里，付之一炬。我再也不用回击了，我承认失败。可是，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妻子刚去世，我把女儿抱在怀里。今天，我决意结束这种卑贱的、像后妈一样虐待小孩的编辑生活时，我又抱起了我的女儿，回到里屋。

（1893年4月）

黄志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