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一直在下雨。海上来的雾遮蔽了群山。山顶看不见了。高岗显得阴沉、凄凉，树木和房屋的轮廓也变样了。我走出城外观看天色。海上来的乌云正滚滚涌往山间。

广场上的旗帜湿漉漉地垂挂在白色旗杆上，条幅湿了，粘挂在房屋正面墙上，一阵阵不紧不慢的毛毛雨之间夹着沙沙急雨，把人们驱赶到拱廊下，广场上积起一个个水洼，街道湿了，昏暗了，冷落了；然而狂欢活动仍旧无休止地进行。只是被驱赶得躲起来了。

斗牛场里有顶篷的座位上挤满了人，他们一边坐在那里避雨，一边观看巴斯克和纳瓦拉的舞蹈家和歌手们的汇演，接着卡洛斯谷的舞蹈家们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冒雨沿街舞来，打湿的鼓声音空洞而发闷，各个舞蹈队的领班在队伍前骑着步伐沉重的高头大马，他们穿的民族服装被雨淋湿了，马披也淋湿了。人们挤在咖啡馆里，跳舞的人也进来坐下，他们把紧紧缠着白绑腿的脚伸到桌下，甩去系着铃的小帽上的雨水，打开姹紫嫣红的外衣晾在椅子上。外面的雨下得很急。

我离开咖啡馆里的人群，回到旅馆刮脸，准备吃晚饭。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刮脸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我叫道。

蒙托亚走进屋来。

“你好？”他说。

“很好，”我说。

“今天没有斗牛。”

“是啊，”我说，“什么都没有，只顾下雨。”

“你的朋友们哪儿去啦？”

“在‘伊鲁涅’。”

蒙托亚局促不安地笑了笑。

“听着，”他说。“你认不认识美国大使？”

“认识，”我说。“人人都认识他。”

“现在他就在城里哩。”

“是的，”我说。“人人都看见他们那一伙了。”

“我也看见他们了，”蒙托亚说。他不说下去了。我继续刮我的脸。

“坐吧，”我说。“我叫人拿酒来。”

“不用，我得走了。”

我刮好脸，把脸浸到脸盆里，用凉水洗一洗。蒙托亚显得愈加局促地站在那里。

“听着，”他说。“我刚才接到他们从‘大饭店’捎来的信儿，他们想要佩德罗.罗梅罗和马西亚尔.拉朗达晚饭后过去喝咖啡。”“好啊，”我说，“这对马西亚尔不会有一点儿害处。”

“马西亚尔要在圣塞瓦斯蒂安待整整一天。他和马尔克斯今儿早晨开车子去的。我看他们今儿晚上回不来。”

蒙托亚局促地站着。他等着我开口。

“不要给罗梅罗捎这个信儿，”我说。

“你这么想吗？”

“当然。”

蒙托亚非常高兴。

“因为你是美国人，所以我才来问你，”他说。

“要是我，我会这样办的。”

“你看，”蒙托亚说。“人们竟然这样糊弄孩子。他们不懂得他的价值。他们不懂得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来捧他。他们从‘大饭店’喝杯咖啡开始，一年后，他们就把他彻底毁了。”

“就象阿尔加贝诺，”我说。

“对了，象阿尔加贝诺那样。”

“这样的人可多着哩，”我说。“现在这里就有一个美国女人在搜罗斗牛士。”

“我知道。她们专挑年轻的。”

“是的，”我说。“老家伙都发胖了。”

“或者象加略那样疯疯癫癫了。”

“哦，”我说，“这个好办。你只要不给他捎这个信儿就完了呗。”“他是个多好的小伙啊，”蒙托亚说。“他应该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他不该参与这种事儿。”“你不喝杯酒？”我问。

“不喝，”蒙托亚说，“我得走了。”他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