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可以说在法国到处都有人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作品。他的名字不仅风靡整个法兰西，而且传遍了全世界。―他，就是被别林斯基称为“天才的小说家”的亚历山大仲马，而在中国的读者中间，他还有一个更为流行的名字：大仲马。

大仲马（一八０二―一八七０）的祖父是一位名叫德拉帕埃德里侯爵的贵族，他同一位黑色皮肤的女奴结合，生下儿子取名亚历山大，受洗的时候用的是母亲的姓氏仲马。亚历山大长大成人即将入伍时，侯爵不许儿子使用自己的贵族姓氏去当兵，这使他极为不满，痛切地感到人间的不平。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他站到了共和革命军的一边，因膂力过人，能攻善战，仅在短短的三年中便被共和政府擢升为将军。后来他因对拿破仑的独裁专制表示不满，终于遭到了这位铁腕人物的疏远和排斥。大仲马本人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到的不仅仅是黝黑的肤色，而且还有反对封建专制的传统和共和主义思想。他自幼便经受了种族偏见的苦况，童年的生活又贫困不堪，再加上在复辟王朝时期又被人目为波拿巴分子而备受冷落歧视，这一切都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使他养成了渴求自由正义的叛逆性格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心肠。据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大仲马只有四岁，却居然操起一杆枪，吵吵嚷咦说要上天去“干掉打死爸爸的上帝”。他对于腐败不堪的复辟王朝充满着厌恶和痛恨的感情，他的母亲曾劝他恢复祖父的侯爵头衔，他坚决予以拒绝，还曾经冒杀身之险，偷偷地溜进监狱给前帝国的两位将军送去枪支和金钱。他亲身参加了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为推翻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后因反对拿破仑三世恢复帝制而为当局所不容，不得不流亡国外。一八六０年，他还到意大利投身于民族英雄加里波领导的、为争取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的战争。一八七０年普法战争期间，大仲马辗转返回祖国，不久便在亲爱的儿子身边去世。综其一生来看，坚持共和思想，反对君主专制，是他一贯信守不渝的准则。

作为文学家，大仲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坛上的一员晓将。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还是记者、散文家、翻译家。正如他那力大如神的父亲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一样，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显示出巨人般的才能，完成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大力神式的丰厚著述。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四十多年间，他挥笔不停日夜写作，写悲剧，也写喜剧，写长篇小说，也写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他的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为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散文、游记和回忆录。在中国，人们往往喜欢用“著作等身”这句话来形容一位作家勤于动笔，著述可观，然而若把这句成语用在大仲马身上的话，却不免使人感到它的含义还缺乏足够的分量。大仲马一生共创作了八十九部戏剧作品，一八二九年间世的五幕散文体历史剧《亨利第三与他的宫廷》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是第一个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而获得演出的浪漫剧，它比雨果的《爱尔那尼》的上演还要早一年，因此，这一成功可以说为浪漫主义戏剧在法国的胜利开了先声．然而，大仲马的最突出的成就还是在他的历史小说创作方面，他那卷轶繁浩的小说从纵的方面形象地再现了法兰西数百年间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部小说，也许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人们只看到巴黎的大小报刊登满了他的作品，各大书商的店铺里堆放着他的小说，甚至还有人说印刷机吱嘎吱嘎昼夜不停地转动，也赶不上他那没完没了的创作。法国的一位批评家对此既表示赞赏，又感到讶异，他说：“谁也没有读过仲马（指大仲马，下同）的全部作品，要把它们读完，就像要把它们写完一样，同样是不可能的。”①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另一位浪漫派作家拉马丁对于大仲马会有这样的评价：“我对您的看法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②

应当指出的是，人们感到惊奇、表示赞叹的，不仅仅是大仲马作品的数量之多，还有他那编写故事的出色才能和变化多端的写作手法。我们相信，像这样一种又惊又喜的心情，中国的广大读者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当我们阅读诸如《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小说的时候，那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场面难道未曾紧紧地扣住我们的心弦，使我们一读再读，欲罢不能吗？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双雄记》同样是大仲马的一部出色的作品，它在展现历史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深度，在故事安排、人物塑造方面所表现出的艺术匠心，都丝毫不低于——某些方面还要高于——作者的其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