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骤然兴起一股“寻根”热。率先举起寻根大旗的是一批中青年作家。美国黑人对“根”的关注无疑有启示作用，但寻根的更深刻动因还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文革造成的文化断裂，引进导致的崇洋风、创新乏力，都促使作家们认真思考当代文学的历史命运。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意识到文学必须寻根，无根的文学必然萎顿，叶茂有赖根深。

寻根是在理论和创作两个层次上进行的。1984年 12月湖南青年作家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文学的根》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全国多家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纷纷就文学寻根问题展开专题讨论。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的根应当置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但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记者又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民族精神，传统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念中的非规范性因素、原始生命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在不同作家理论家的心目中分别具有根的意义。看来寻根的最重要成就是提示文学的文化背景，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僵化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和狭隘的政治功利视野的一种突破。当然，并不排除参与寻根的讨论者在讨论中对他们心目中的根做出了更有积极意义的理论阐释。与何为“根”相应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寻”根，对此论者的分歧丝毫也不少于对根的认识。唯一能有共识的是寻根的过程，即普遍认为寻根的过程就是用现代眼光对根进行辨识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找到根同时也就是改造根。

较有影响的寻根派作家有韩少功、阿城、王安忆、郑义、郑万隆、李杭育、贾平凹、莫言等人。这些作家中，有的直接承袭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典型的如阿城。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等作品显露着儒家、道家的精神品格。《棋王》写嗜棋如命的王一生。在衣食匮乏、精神苦闷的乡下，他靠一副棋过得悠然自得。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富贵所动，从棋中，他超越了环境也超越了自我。对棋的执著使他修炼出遗世独立的人格。下棋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对他恪守的一种人生观的印证。另一些作家则对传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对传统的政治说教和伦理道德观念。他们要表明根中的那些朽物对今日的危害，他们力图清除这些朽物正在于要使根健壮，从而也使枝叶更有活力，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寻根是逆向的。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都有这种特点。后者中的丙崽是厚重、凝滞的传统文化氛围酿出的废物，他几乎只有生理本能，残缺不全的智力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语言，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在《小鲍庄》中，代代相传的“仁义”观念具有两重性，既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又是阻滞变革和进步的桎梏。还有一些作家对根的寻求超出了文化观念的层次而进入生命的本源。莫言《红高粱》中的那些敢爱敢恨的人物全不顾法律信条和道德禁忌，他们活得洒脱、自在，全在于摆脱了观念文化的束缚。

寻根文学普遍注重表现民俗风土人情。湘西有些神秘色彩的深山老村，淮北朴实的农夫农妇、山东高密乡里的热烈气氛，陕北小镇躁动着的情绪，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服饰、习俗、礼仪和那些历史延续而来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在寻根文学中都屡屡出现。正是这些构成了特定的文化的氛围和格调，使寻根文学看上去与其他派别显著不同。在语言上，寻根文学也与传统的文学更为贴近。

至 80年代末，寻根文学趋于消寂。原因可归于理论准备不足，对“根”的认识分野，某些过于执著或偏激的态度以及某些外部环境的因素。但对文学的文化背景的关注至今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