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包打市民银行走到学校里去。他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抓住那卷钞票。

银行里的人可跟他说不上情。把钞票一数：

“还少二十！”

“先生，包国维的操衣还是新的，这二十……”

“我们是替学校代收的，同我说没有用。”

钞票还了他，去接别人缴的费。

缴费的拥满了一屋子，都是象包国维那么二十来岁一个的。他们听着老包说到“操衣”，就哄出了笑声。

“操衣！”

“这老头是替谁缴费的？”

“包国维，”一个带压发帽的瞅了一眼缴费单。

“包国维？”

老头对他们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诉别人——包国维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操衣穿起来还是挺漂亮。

“可是现在又要缴，现在。你们都缴的么？”

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没答。

老包四面瞧了会儿就走了出来：五六十双眼睛送着他。

“为什么要缴到银行里呢？”他埋怨似地想。

天上还是堆着云，也许得下雪。云薄的地方就隐隐瞧得见青色。有时候马路上也显着模糊的太阳影子。

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觉得身上那件油腻腻的破棉袍有几十斤重。棉鞋里也湿禄禄的叫他那双脚不大好受。鞋帮上虽然破了一个洞，可也不能透出点儿脚汗：这双棉鞋在他脚汗里泡过了三个冬天。

他想着对学堂里的先生该怎么说，怎么开口。他得跟他们谈谈道理，再说几句好话。先生总不比银行里的人那么不讲情面。

老包走得快了些，袖子上的补钉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劲了点儿。

可是一走到学校里的注册处，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

这所办公室寂寞得象座破庙。一排木栏杆横在屋子中间，里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只有一位先生在打盹，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还打着鼾。

“先生，先生。”

叫了这么七八声，可没点儿动静。他用指节敲敲栏杆，脚在地板上轻轻地踏着。

这位先生要在哪一年才会醒呢？

他又喊了几声，指节在栏杆上也敲得更响了些。

桌子上那团肉动了几动，过会儿抬起个滚圆的脑袋来。

“你找谁？”皱着眉擦擦眼睛。

老包摸着下巴：

“我要找一位先生。我是——我是——我是包国维的家长。”

那位先生没命的张大了嘴，趁势“噢”了一声：又象是答应他，又象是打呵欠。

“我是包国维的家长，我说那个制服费……”

“缴费么？——市民银行，市民银行！”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们包国维——包国维……”

老包结里结巴说上老半天，才说出了他的道理，一面还笑得满面的皱纹都堆起来——腮巴子挺吃力。

胖子伸了懒腰，咂咂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