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战斗口号的，是北宋川峡地区农民起义首领王小波。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冬，王小波在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阵亡后，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继续坚持斗争。次年春攻克成都，被推为大蜀王，建元“应运”。一面实践“均贫富”口号，一面分兵攻占北至绵州（今四川绵阳），东至巫峡之地，扩军数十万，震动整个北宋王朝。

宋太宗赵光义得知消息后，急派宦官王继恩等率禁军分两路人川镇压。五月，成都陷落，义军3 万人英勇战死，8 名首领被俘遇害。

关于李顺的最后结局，历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淳化五年成都陷落后被杀。据《宋史》记载：“五月丁已，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二、宋仁宗景佑中（1035年至1036年间）在广州被捕遇难。

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名著《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述说：“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

三、兵败逃匿，下落不明。

据南宋陆游所撰《老学庵笔记》云：“王师薄城，且城破矣，李顺忽饭僧数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bū]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貌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

以上三说何言为实，何言为虚，使人难以定论。

《宋史》虽为正史，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晚，距李顺义军失败约近三300 年，且多有脱漏，所以不可全信。从其“复成都，获贼李顺”句看，应是抓住了李顺。但从“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句看，却含混其词。不知8 人中

是包含李顺，还是指李顺部下8 名首领？若与沈括《笔谈》之“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始就戮”句相联系，莫非李顺于成都被俘后，在群众掩护下又设法逃脱，辗转岭南，30余年后才在广州被捕遇害？若从沈括语：“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閤门祗候”句推论，也说明朝廷为不失尊严，对此事极力遮掩，不愿泄露几十年后才得以杀掉真李顺这件事。另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说成都城破，王师抓了一个假李顺处斩后，有一名叫张舜^[shùn]卿的官员向朝廷密报说：“‘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也可说明北宋朝廷确有遮掩之事。这不能不使人对李顺在淳化五年被杀产生满腹疑团。南宋人杨仲良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三“李顺之变”中，有成都陷落，“顺就义”之说。但杨氏此书，是根据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改编。李焘系四川人，曾在四川任地方官多年，后任朝官又主持修史多年，他熟悉当代典故，其著作对保存北宋史实有较大贡献，为何李氏《长编》不载其事？这说明杨氏之说也使人难以置信。

沈括治学较严谨，所处年代又与李顺史实较近，沈氏之说本应可信。但亦有人提出沈氏在《笔谈》中既然说：“文琏予尚识之”，还说“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但不知捕杀“真李顺”事，是沈氏风闻他言，还是听文琏亲自面语告知？《李顺案款》本末甚详，是自己亲自过目，还是捕风捉影？这些重要情节均未尽详。所以沈氏之说虽然可成一家之言，但还是难以使人确信。陆游留蜀甚久，《笔记》中记蜀中遗闻轶事颇多，尤其是记成都江渎庙壁李顺画像多条等，保存了北宋一些重要史实，如果记述属实，那么，同时之蜀人李焘书中为何不载？这正如清朝康熙时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发问说：“李焘以蜀人记蜀事，何以不载？”因此，在疑似之间，陆氏之说也使人产生疑义。可能由于以上原因，所以现代著名学者及有关论著对李顺之结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也只好同时录用两种以上说法。（任振河史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