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起源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争论最大且最久的问题之一。从战国的庄周、东汉的班固，到近代章炳麟、胡适、侯外庐等，前后两千年，学者众说纷坛，各执一端。

揭开中国学术史序幕的开山祖师庄周在《天下》篇首创“六经说”。主张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先秦学术思想之源，诸子百家是流，诸子是在继承六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一家之言的。他说：六经之“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庄周的“六经说”对后来学术界影响很大，学者多宗之。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认为诸子“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尽管诸子之中反对儒家者大有人在，把他们一概视为儒家经典的“枝条”并不确切，但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点出六经与诸子确有某些继承关系，不能不说有可取之处。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首先出来反对庄周之说并提出新解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和他的宾客们编著的《淮南子。要略》主张“政治说”，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将诸子学术思想的产生与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特定的政治需要以及诸子们的动机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意见早在刘安之前已露端倪。《孟子。腾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三言盈天下。”讲的也是社会环境对学术思想所发生的制约作用，只是表述而不如刘安系统罢了。刘安的“政治说”虽然独具特色，但长期以来学者绝少赞同，到了“五四”前夕，只有胡适才真正服膺刘安之说为真知灼见，“已足摧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

所谓“王官说”是东汉班固提出来的。《汉书。艺文志》详述诸子渊源皆出于王官。举例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班固的意见引起后人激烈反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主要为此而作，他批评班固“皆附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批评班固“强作解事”，“尤属穿凿附会”。然而，批评归批评，赞成者也不乏其人，最早宣布同意班固观点的是《隋书。经籍志》。

到了唐代，从经学史的角度观察，出现了对儒家经典全面怀疑的“经学变革”时代，但在文学史上，则出现了号召向儒家经典学习的“古文运动”。这两个运动表面上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主张向儒家经典学习，实质上是将“诸经”降格到“诸子”地位，视经典“其要在于高广壮厚，词正而理顺”（柳宗元语），仅为散文的范本而已。所以，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柳宗元都从散文发展的角度主张诸子散文是渊源于六经的。显然这是对庄周、刘勰观点的发挥。

清代以来，研究诸子起源的学者颇多，然而分歧仍然很大。章学诚毕生致力于学术原委的探讨，得出“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后世文学，必溯源于六艺”的结论，在根本点上仍属于庄周一派。汪中、龚自珍、章炳麟、刘师培则拥护班固，主张诸子“大抵出于王官”（章炳麟《诸子略说》）。对此，胡适等人极力反对，祖述刘安，强调政治生活对学术的深刻影响。显然，胡适派的弱点在于只明诸子思想之所以生，而不明诸子思想之所由生。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诚足以影响学术，然不过动机之一而已。”其他的“动机”有哪些？决不是这班学者所能理解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侯外庐等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社会经济的变革是诸子兴起的“主要的物质基础”（《中国思想通史》第1 卷），一反前人旧说，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说”，使诸子起源的研究迈出关键的一步，注意了以往学者所不能理解的经济对意识形态的最终支配作用。

但是，正如恩格斯提示的那样，“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诸子学术的发生除经济、政治的影响之外，必定是基于先前的思想资料。这些资料是什么？当代学者对此进行了重新考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殷商遗墨，两周典质，质直为文，此诸子散文之所由兴。”无疑是说诸子思想是对先前一切文化遗产的继承。

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失之过泛。救弊者矫在过正，又分别提出诸子出于道家、礼教、黄帝、《尚书》诸说。当然也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那么，诸子起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尚需学者们共同努力，“上下而求索”。

（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