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 月，在“北京地区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上，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向外界郑重宣布：用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园林平面图像，酷似一尊闭目盘腿打坐的人像，被人们称为“景山坐像”，从国家测绘局1983年拍摄的景山公园平面图来看，园林北部寿皇殿建筑群（今北京市少年宫）

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组成眼、鼻、口，眼眯着，带笑容，胡须是松柏，肩、胸、手、腿是南部那座山。这个发现一经公布，立即轰动了国内甚至是国外舆论界，不少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景山坐像”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是人为的安排，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意念呢？它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说法大相径庭，分歧颇多。

有的学者指出：“景山坐像”是人为的，它代表了古人的一种永恒的意愿。景山公园在北京西城区，故宫神武门对面。元代本为大都城内的一座土丘，名曰青山，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为营建宫殿，将拆除的元代旧城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渣土加堆其上，取名万岁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

改名景山。景山公园有五峰，东西排列，古柏参天，风景宜人，身临中峰，可俯瞰北京城秀丽景色。从种种迹象来看，明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地塑造出“景山坐像”，以象征明朝的江山永固长存。

有的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景山坐像”并非人为所致，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而已。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这种偶然性是经常在发生着的，我们不能把它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

“‘景山坐像’或许和明成祖朱棣崇尚道教有关”，有的学者则如是说。在他们看来，“景山坐像”肯定是道教之神，因为坐像颈上戴冠，有胡须，手合于腹前，是道教之神的貌态，与道教的真武大帝像相似，是道家养生图示。“景山坐像”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夺取了皇位，解释是得到了真武帝神的显助，于是在即位初期就想建宫观来报答真武神，并让建筑设计者巧妙安排。据史书记载，朱棣特别推崇道教，进行道教建筑设计，但这必须尊重道家意见，得有道士参与。如唐以来，宫廷乐府为道教编撰《玄教乐

章》，就是这种情况。道教秉承朱棣旨意，别具匠心地设计建造出了“景山坐像”这一建筑奇迹。

还有的学者认为，“景山坐像”和朱棣信奉道教有关，但朱棣未必知道真相，即不知道道教设计建造了“景山坐像”。道教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政治的限制，具有理论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有时还受到统治者的仰慕。这使他们拥有在设计中的主动决策权及特殊寓意的保密权。“景山坐像”不排除个中奥妙，连朱棣也未必知晓。那末，道教、道家为什么要设计为养生图示却又让人不易发觉呢？这就涉及到了道教的精华，精髓。道教的经典道藏，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但始终贯彻一个意欲——“长生不老”。按“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道教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修性炼真，以得道成仙。他们在长时期的修炼中领悟了这种真谛，并力图把这种奥妙告知世人。然而，在“神”的限制中，在清高脱尘的心理和观念的支配下，道家们认为要得到这种境界是极为不易的，所以他们不愿将这些“天机”廉价地送给“俗人”，便绞尽脑汁地设计、建造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景山坐像”。这也就是“景山坐像”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才会引起人们的惊奇的原因。

对于这种观点，有人持有异议，认为证据不足：（1 ）明朝营建景山宫殿，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此事是明成祖朱棣亲自命令所建，如果确系为道家设计、建造，则必定会在史书中留有相关的记载，可我们在史书中却始终找不到道家的建造活动。我们不能因为朱棣信奉道教，就把“景山坐佛”说成是道家的人为所致。（2 ）建造这一构思独特的“坐佛”，是极有难度的，似不可能。说是道家所建，那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加以修造的呢？如果说道家不想将其真谛、“天机”廉价地告诉给“俗人”，本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召示“凡界”，何必如此难为自己和“俗人”呢？因此，所谓的“景山坐像”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