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要求抛开虚伪名教的束缚而纯任自然本性。他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心神虚静，他的内心就没有什么要追求争夺的；如果思想豁达，他的情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束缚。内心无求无争，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约束而听任自然；情感不受欲望宰制，就能够透彻地了解事物，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嵇康的意思是要说明人应当淡泊名利，不为名教所拘束，不受虚假的荣华富贵所引诱，而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实感去生活。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的人。他说他自己在性格上有两条特别为世人所不容的，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尽管他自知为世人所不容，但还是我行我素，不曾为了迎合名教的规范而扭曲自己的本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越名任心呢？嵇康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公私之分。公私的表现在于“显情”和“匿情”。一个人虽然行的是善事，但是他行善的思想情感都不公开，却被隐藏起来，这就叫“匿情”，这些人还是有私。有些人虽然有“矜尚”、“违道”等缺点。但是，如果他的思想感情都是公开的，都不被隐蔽，这就叫“显情”，这些人还是有公。嵇康认为，这样讲，对于有善行的人和有缺失的人都有好处。有善行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不隐匿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变得公正；有缺失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就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公正发展。这样，便可以使善人进一步为善，恶人也得到挽救和勉励。

一个人在生活处事中，不隐匿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叫做“值心而言”、“触情而行”。就是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行就怎么行，这就是“任自然”。任自然必定是公正的，因为这是“显情”，显情是公。想怎么说而不说，想怎么行而不行，那就是不任自然，不任自然是“匿情”，一定是非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一般人所注意的是非，并不是应该注意的；一般人认为是私的，并不是私的；能够实现这八个字，就可以“寄胸怀于八荒，望坦荡于永日”，这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嵇康对名教的批判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他生活在司马懿父子当权时期，司马氏明明要篡夺曹魏的政权，却声言什么以孝治天下，把虚伪的名教当做政治阴谋的工具。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政治上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在思想上对虚伪的名教进行尖锐的抨击，他“轻贱唐虞而笑大禹^[yǔ]”，“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上正是对司马氏篡权阴谋的嘲讽。嵇康的言行妨碍了司马氏的篡权阴谋，于是他的不拘礼教、崇尚自然，在当权者眼里就成了“轻时傲世”和“有败于俗”，结果司马氏集团残暴地将他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