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性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充分地肯定了教育、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人性的问题上，王充不同于孟子的“人性善”，也不同于荀子的“人性恶”，更不认同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而是提出人性有善恶之分。

王充认为，由于先天禀气之不同，人的生理素质是有差异的。他说：“实则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也就是说，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又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

由于时代的局限，尤其是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王充所说的气还谈不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传素质，但却包含着这种意思。不管怎样，王充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是比较科学的。

在承认人性有善恶、人才有高下的基础上，王充首先阐发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意思是说，人性虽然有善恶之分，但是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性可教而为善”的观点明显具有唯物辩证法的影子。

其次，王充肯定了环境对人性发展的影响。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也就说，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王充把人性与环境的关系做了形象的比喻说明，充分强调环境在人成长发展中的渍染影响作用。

王充在充分肯定了环境、教育对人性的影响作用的同时，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运用政权的力量保障学校教育的实施。他说：“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里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要勉。”

在这里，王充还提醒统治者，对百姓，既要通过教育提高其道德水平和文化修养，又要加强法律的约束，只有“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才能收到治国化民的社会效应，教育虽然能够“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但却不是万能的，社会的稳定光靠教育是实现不了的，它必须配合法律的手段，通过政权的力量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它使王充没有陷入教育万能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