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足以认识上帝的。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以外，属于“物自体”的世界。我们如果想去发表一点关于“上帝”的看法，说“上帝是存在的”，那就会产生错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经验世界中证明它存在，你顶多只能说“我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么这样一来，就好比说“我口袋里有一百块钱，是因为我在头脑中感到有一百块钱”，这不是很荒唐吗？

而且，对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在康德看来，那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因为“相信上帝存在”和“相信上帝不存在”，似乎都可以成立，谁也没法说服谁。这就是“二律背反”。

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出在“存在”二字上。因为“存在”这个概念，只能用在那些经验世界中的东西上面；而“上帝”根本就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对象，所以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于是，表面平静甚至刻板的康德先生，居然在思想的世界中，向上帝举起了屠刀——他把上帝从自然的领域中驱逐出境！

然而，康德虽然在理智的世界里驱除了上帝，但又在道德的世界中把上帝恭迎回朝，为上帝赢得最尊贵的位置。这项工作，就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的。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是针对人的道德能力的批判。康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快乐、利益、幸福等目的，才去做好事，那还不能算是“道德的”。只有不计利害，仅仅因为这件事是对的，就去做了，那才是“道德的”。比如说，一个人应当诚实，这是一条道德的法则。但我遵循这条法则的动机，不是因为“诚实”能给我带来好处，我才遵循它；而是因为“诚实”本身就是对的，是可以让所有人都遵守的，所以我遵循它。

遵守这些道德法则，不能是讲条件的，而必须当作义务来履行——这就是康德所讲的“绝对命令”。康德曾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会让我增加对他们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但是，这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行动准则，可以成为一条道德的法则呢？这就要看，一个行动，它能不能被普遍化，能不能光明正大地让所有人都这样做。如果我打算对别人撒谎，那我就该问问自己：“我现在撒谎了。要是所有人都撒谎，那行不行呢？”很显然，这样不行。所以“撒谎”是不可以普遍化的行为，也就不是道德的法则。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道德法则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当然不会从外在的世界中来。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某种别的东西才去做好事。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来自于我们的主观世界，它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下的命令。

不考虑后果而去做好事，当然是很高尚的。但是，硬要把“幸福”从人生中割掉，也还是很难让人接受。于是康德只好说，不计利害地做好事，这是“德”，但要有相应的幸福与之匹配。所以“德福相配”，才是最高的善。

但要保证德福能够相配，只有上帝才能够公平地为我们做到这一点。所以，上帝的存在仍是有必要的事儿，也是很必然的事儿。上帝不能呆在自然的世界里，但他肯定呆在道德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