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白话

以上谈了文言。文言是个怪东西，脱离口语，自成一套，而且寿命那么长，积累了那么多文献，创造了那么多花样，又离现代语比较远，很多人感到生疏，所以费的笔墨比较多。以下谈白话。白话，我们现在正在用，过去也有，都是怎么说就怎么写（理论上如此，实际做还有问题，留待下一章谈），许多方面都不像文言那样复杂，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其实问题也不少。主要问题是，它应该和文言分道扬镳，却有时又和文言混在一起。混在一起，身份欠明晰，想说明它就会苦于不能斩钉截铁。确定身份是相当难的事，但为了能够有的放矢，我们总不能不大致了解，所谓白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

11.1.1白话的定义

白话，和文言一样，都要指书面语言，以及为什么这样限定范围，前面第1.2.2节已经谈过。这样的书面白话，定义不难，是文言渐渐离开口语，定了形，并且在书面上占优势甚至占压倒优势的时候，照当时的口语写的文字是白话。白话，口说的，当然年岁最大；手写的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定义说是在文言定了形之后，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文言，书面上都照口语写，虽然那是白话，却不必说它是白话。这意思，本书开头一节曾提到，是文言和白话，就名称说有依存关系：没有文言，就不必称照口语写的书面语为白话；没有白话，也就不必称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为文言。

这样认识，前面第二章提到的早期书面语，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论语》之类究竟应该算什么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甲骨文、金文、《尚书》之类是商周的，推想都是照口语写或照口语而稍稍化简写。《春秋》《论语》之类时间较晚，与当时口语究竟有多大距离，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假定也距离很小或不远，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上面的规定，说这些都不是白话，因为文言还没有定形。这是消极一面的否定。积极一面，肯定都是文言，就还要找另外的理由。在第二章我们说是依常识，也就是从俗，现在白话有了定义，似乎就可以加强一点说，既然不是白话，又和定了形的文言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就无妨说或只好说这些都是文言。这有如子孙腾达了，父祖辈借光得了封赠，也就可以称为师保之类了。

给白话定义，强调与文言对立，还有个好处，是辨认白话就有了比较明确的依据。办法是从词汇、句法、韵味等方面看，显然与文言有区别的，是白话，反之，不是白话。自然，真正去辨别，还不免会遇见像是有区别而又不显然的，这怎么处理才合适，留待下面第十四章讨论。

11.1.2白话的特点

特点是对比的产物，也惟有对比，才显得更有述说的必要。前面第五章介绍文言的特点，主要就是从与白话的不同方面说的。现在介绍白话的特点，当然也要从与文言的不同方面着眼。上面11.1节说，白话的许多方面都不像文言那样复杂。这是因为它是照口语写，口语是家常便饭，即使有些讲究也不很多。还有，文言和白话虽然有大异，却也有些小同，如字形、字音之类，前面已经讲过，当然就不必再讲。可以讲讲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当然是词汇和句法方面的不同。白话里有大量的词，以及很多说法，是文言里不用的。这类现象，无论翻看中古的白话还是现代的白话，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例证当然是随处可见，这里只举一点点。先说词汇方面的。《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称王之后，一个穷困时的旧相识来看他，走进王府，看到陈涉享用的阔气感到惊讶，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感叹词，是白话，除绘影绘声以外，文言里不用。又如《世说新语巧艺》篇记载，顾恺^[kǎi]之画人不点睛，人问他，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白话，意思是这个，也是除了绘影绘声以外，文言里不用。再以后，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说吴秀才“没甚么盘缠”，没、甚么和盘缠都是白话，文言里也不用。现代白话里大量的词，尤其新生的或新借的，如宏观、反馈之类，与文言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大家都清楚。再说句法方面的。同样的意思，白话用另一种说法，例证也是随处可见。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里有这样两句话：“都把孩儿们来与他教训”，“走将一个人入来”，都是文言句法里没有的。现代白话，如把字句，两个动词带一个宾语，用助词“得”引出补语，等等，也是文言里没有的。现代白话里还有不少译文，大部分异国气很重，那就与文言相隔更远了。此外，表示语气的办法，白话和文言的分别更加明显，这在前面2.3.3节已经谈到，不重复。

其二是与作品有关的人群，阶层不同。这是就作者和读者说，与文言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上层的，与白话（现代白话例外）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下层的。原因很简单，是在旧时代人的眼里，文言和白话有雅俗之分，庙堂和士林要用雅的，引车卖浆者流只能用俗的。打开文献库藏看看，这项区别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文言典籍的作者十之九是这样那样的官；至于白话，以小说为例，早期的多是伎艺人所作，当然要成为无名氏，就是留名的，如罗贯中、施耐庵等等，也等于不见经传。甚至世家出身的曹雪芹也不例外，如果曹家不败落，或者他腾达了，成为尚书、侍郎之类的高官，《红楼梦》也就写不出来了。至于读者，或扩大些说欣赏的人，阶层的区分也很明显。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陆游诗也有“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句子，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一类书曾记载瓦肆（也称瓦舍）伎艺人说书的情况，可见讲小说，地点限于村野和市场，“大雅君子”是不去听的。宋元以后，小说更加流行，士大夫中有些人由不理会进而变为厌恶。如清初周亮工著《书影》，开头记他父亲的家训式的著作《观宅四十吉祥相》，其中第一相是“案头无淫书”，下有小注说：“昔人谓黄鲁直作艳词，以邪言荡人心，其罪非止堕恶道。近日作小说人岂止艳词！非常报应，人人亲见之。案头如有片纸只字，当尽数焚却。坏心术，丧行止，皆此等书引诱。”这位周公没有大权，所以烧还限于自己家的案头，至于皇室，由顺治到同治，几乎历朝都下令禁止，烧全国的了。以上是说阶层方面有鸿沟。但这鸿沟又不是决不可逾越的，因为白话这个表情达意的工具，不只能够讲故事，而且能够讲哲理。这指的是语录，来源于和尚的讲禅机，宋明理学家学了去，用它讲性理，大和尚，理学家，当然都是上层人物。还有，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尤其到近代，上层人中也会有少数喜爱所谓俗文学，如俞樾修改《三侠五义》，刘鹗写《老残游记》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