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谈流行病的第二种，累赘拖沓。所谓累赘拖沓，是可以不写的写了，可以少写的写多了。可以不写和可以少写可能表现在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内容方面和表达方面。历史上有不少传世的甚至在当时认为高妙的作品，如有些史论、绝大部分应制诗、一切八股文，都应该列入可以不写的一群，这是因为“内容”毫无足取。我们这里谈的是假定内容可取，可是行文不简练，用两句能说清楚的却用了三句甚至四五句，用两个字能够交代明白的却用了三个字甚至四五个字。这是“表达”方面的问题，因为近些年来大有日增月益之势，所以值得说一说，引起注意。

说“近些年来”，意思是同过去比较。我国文人写作，一直是惯于简练并推崇简练的。这一部分是客观条件使然。所谓客观条件是：（1）书写、印刷条件困难，时代越靠前越是这样；（2）最多只能得名誉，换地位，却不能拿按千字计酬的稿费。因书写困难而不得不简，可以举《论语》为代表，如讲仁之方，由消极方面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8个字；由积极方面说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2个字，不过增了三分之一。如果现在写这个意思，也许就要由“必须指出”写起，中间加上些“由于……使得”，“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等等，说了半天也未必能说明白吧？有人也许会说，要确切生动就不能过于简。我看不是这样，譬^[pì]如《左传》记事，总不能说是不确切生动吧？可是同样很简。再以后，如《史记货殖列传》是讲若干朝代若干地区的经济情况的，内容那样丰富，可是字数并不很多。

比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主观条件，就是都以能简为大手笔。宋朝和尚文莹《湘山野录》记一个故事：北宋大官钱惟演请谢绛、尹洙、欧阳修都为他作《河南驿记》，写成以后，谢文700字，欧文500字，尹文只380多字。欧阳修不服，重作，比尹文少12个字，尹洙赞叹说：“欧九（欧行九）真一日千里也！”这是公认，同样的内容，用字越少文笔越高。因为这成为文人的公有信条，所以大名家如司马迁，后来竟不只一个人试改他的文章。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终不能复入石矣。”金末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就主张改为：“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石，因复更射，终不能入。”比原作少五个字而意思未变，想来太史公有知，也许会首肯的吧？

简比繁好，是风气，但风气之下有更深的理在。这理是个经济规律：最好是所费少而所得多。小孩子选买鞭炮，用的是这个规律；孩子妈妈买毛线织毛衣，用的也是这个规律；孩子爸爸写文章，当然也要用这个规律，除非考虑的不是文章好坏，而是稿费多少。——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些半信半疑，那就请看鲁迅先生的意见：“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

可是，不管道理怎样明白，现在的实况是繁多简少，许多人惯于繁而无所感，情势趋于繁而没有停止的迹象。自然，这也有客观的原因。显而易见的有：（1）词汇的音节加多了，如《论语》“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换成现代语，除“矣”变为“啦”，不改旧家风之外，“足”、“食”、“兵”、“民”、“信”、“之”都要变为双音词。（2）意会法用得少了，如“杖死”，不管怎样译，前面总要加“被”；“雨则改期”，现在要用“如果……那么就”的格式表示。（3）省略法用得少了，如“君君，臣臣”，“此堂，议事之地”，“家姑苏”，用现代语说总要加些字。（4）新事物多了，有不少已经不是简的说法所能表示（严复译文求雅，努力求本土化，费力大、不全信、难理解就是明证）。这样的词很多，句式也不少。（5）吸收西方文明，大量翻译外国作品，就不能不同时创造很多能够同外语协调的长句式，这类长句式又不能不渐渐地、偷偷地挤入旧有的表达方式，使句法更加趋向于长。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反正“长”与“繁”是近邻，这道理可以引滥竽充数的故事来说明，因为吹竽的多到三百人，所以没用的南郭处士就容易混进来。

不必繁而繁的结果是累赘拖沓。果，想摘掉，要溯本穷源；可是源太复杂，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说不尽。不得已，只好举一些例，以管窥豹，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