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说明] 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一)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怕读，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连同他温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毁灭。我说“不明不白”是因为当他们写下遗书时，十分清醒地执守着自己的每一项责任，交还友人委托代修的手表，赠给保姆的生活费，赔偿亲戚寄存而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的饰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费53.30元。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杀”，也非“以死抗争”，总之是“不明不白”。对此我不忍卒读。

二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此次重编本我又再次阅读，也许正是为了探寻这“不明不白”之谜。这绝不是个人生死之谜，而是一代(也许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它连接着我们民族的盛衰。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