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聪明人说：“不把真理说得太过分，就可以把它说得久一些。”

但也可能相反：没有人注意这位有分寸的导师。世人往往不理睬平和的真理，对极端的真理 则大表震惊和愤慨，然后就悄悄打折扣地接受。一切被人们普遍接受并长久流传的真理，在 其倡导者那里几乎都是极端的，说得太过分的，只是后来才变得平和持中。

新思想的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偏执狂，他对自己的发现有一种狂热，每每把它绝对化。一种新思想无非是看事物的一个新角度，仅仅是一个角度，但倡导者把它看作惟一的角度，把它变成轴心了。就让他这样做好了，否则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 们摆脱习惯的角度，接受新的角度。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他的偏执并无大害，迟早会被 克服，而他发现的新角度却永远保留下来了，使得人类看事物的角度日益多样，灵活，自由 。于是，偏执辩证地导致了灵活。

“你也来创造一种新思想。”

“新思想？天底下哪有什么新思想？人类的历史实在太漫长了，凡是凭人类的脑袋想得出来的 思想，在历史上都已经提出过了。人们是很迟钝、很粗心的，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什么印 象也形不成。于是有人出来把世界的某一因素加以夸大，说成是世界的轴心，大事宣扬一番 。人们这才有了印象，并且承认这样做的人创造了新思想，是思想家。这派夸大了这个因素 ，那派夸大了那个因素，待到所有的因素都被夸大过了，又有人出来兼收并蓄，加以综合，于是又算提出了新思想，又成一派。以后呢，人类是很健忘的，它换个儿崇拜各种思想然后 换个儿把它们忘掉，于是有人把人类早已遗忘的某种思想用新的术语装饰一番，重新搬出来 ，又算是创造了新思想。这就是人类的一部思想发明史，一部文化史。”

论误解的必然和必要：人类思想凭借误解而发展；独立的思想家凭借误解前人思想而形成； 诠释是自我生长的一种方式。

当一个大师解释另一个大师时，难免发生曲解，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太强大了，犹如强磁场，使一切进入这磁场的事物都发生了扭曲。例如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释。

一个思想家一旦形成他一生中的主导思想，他便成熟了，此后他只是在论证、阐释、应用、 发挥、丰富他的这个主导思想。很少有人根本改变自己的主导思想，而且其结果往往是不幸 的--多半不是确立了一个新的主导思想，而只是转入了别人的思想轨道，丧失了自己的活 力和特色。惟有旷世大才能够经历主导思想的根本转折而又不丧失活力和特色。在当代哲学 家中，仅可举出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而已。

人类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数千年的哲人往往独立地发现同一真理。这与其说是因 为人类心理结构的一致，不如说是因为人类境遇的一致。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人类总的境遇 是始终如一的。

我愈来愈不信任哲学和文学中的所谓客观研究，我也愈来愈厌烦那种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 评述文章。你喜欢谁，你就去研究谁好了。你在哪些方面与他发生强烈的共鸣或抗争，你就 去写那些方面好了。至于其他的人和方面，只要真正有价值，自会有相宜的人对之发生共鸣 和抗争，由他们来研究和写作总比由你来研究和写作更合适。我想，在思想史领域中，如果 我们的作者都去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思想家，并且仅限于写自己真正有感受的侧面，如此产 生的成果放到一起，要比人人都写面面俱到的评介文章更能反映思想史和思想家的真实面貌 ，“主观”的方式达到了更“客观”的效果。

开放不是兼收并蓄。一种思想有其独特性，又能与其他思想对话，这就是有开放性了。

第一种人有常识，没有思想，但也没有思想的反面--教条。他们是健康的，像动物一样健 康。

第二种人有常识，也有教条，各有各的用处。工作用教条，生活靠常识。他们是半健康的。

第三种人完全缺乏常识，全然受思想的支配，或者全然受教条的支配。从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是病人，前者是疯子，后者是呆子。

思想停止了，才有思想。一切思想都是回忆。

感情的极端是痴，思想的极端是疯。

有时思想孕育于沉默，而靠谈话催产。有时思想孕育于谈话，而靠沉默催产。

感觉与感觉之间没有路，只能跳跃。思想与思想之间有漫长的路，必须跋涉。前者靠灵巧，后者靠耐力。

思想是一份一经出版就被毁掉的原稿，学问便是各种充满不同印刷错误的版本，每一种都力 图证明自己最符合原稿。

讨论什么呢？我从来觉得，根本问题是不可讨论的，枝节问题又是不必讨论的。

真理是人人知道而只有一个人敢说出来的东西。

不过，也可能相反：真理是人人都不知道而只有一个人知道却不肯说出来的东西。

谎言重复十遍就成了真理，--当然是对那些粗糙的耳朵来说。

还有另一种情形：真理重复十遍就成了谎言，--对于那些精致的耳朵来说。一个真理在人 云亦云的过程中被抹去了个性，从而丧失了原初的真实性。精致的耳朵是宁愿听到有个性的 谎言，而不愿听到无个性的真理的。不妨说，有个性的谎言比无个性的真理更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