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一件太普遍的事了，普遍到使我们相忘于无形。其实呢，我们无日无时不在批评着人，也无日无时不在被人家批评着。假使乍然相遇，无话可说，我们就批评天，说“今天天气好”。一切形容字都是批评。我们在互相批评之中，改善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语言，甚至自己的衣服。

社会也在被批评之下，改善它的制度、它的法律、它的道德观念。批评，它不但是人们的畏友，也是社会的诤臣。

批评，它不限于一切形容词的笔之于书或出之于口，所有感叹词更是情不自禁的批评。

批评，它也不限于声音与文字，一耸肩，一皱眉，或白眼相加，或侧目而视，也都是有形的批评，至于“腹诽”或“心许”，更是无形的批评了。

批评既是如此普遍而平常，我们却偏偏忽略它的存在与发展。人们只知道考究自己的衣服而不知道考究自己的批评。批评改善了人生与社会，而不知改善它的自身。

无遮拦的信口雌黄，引起了对面的反唇相讥，于是批评流为攻讦！

一般老实人，看到口祸之可戒，变成了金人，三缄其口。于是批评被禁锢为“皮里阳秋”！

巧言令色者不但“面从”，而且“面谀”，于是批评之道，扫地以尽！

随着批评以亡者是我们处世的良友！它之亡并不因为缺乏意见与一些话说。所缺乏者是处理这般意见的风度与发表一些说话的艺术。

当我们批评人家的事情时，很少能像批评自家的事情那样宽恕。这并不因为我们厚爱自己，只为我们知道自家的事情比知道人家的事情更清楚些。我们知道自己作某一件事的不得已，却不能原谅旁人做事的苦衷。当我们自身被批评时，我们始深知其然。可是到了自己批评旁人时，我们又忘其所以然。及至得意忘形之际，我们且责人以自己所不能，这真是爱人甚于爱己了。

假使我们能设身处地去批评旁人，一如希望旁人之批评我者，则批评才有所谓“恕”。“恕”的起码限度，在批评时仅有对事的意见之不同，不能涉及对人的情感之好恶。

但即此意见之不同，本由于我与人是非标准之不一。庄子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可是，假若人与我是非一致，标准不异，则又不会有批评。有批评也等于无批评。假若我与人是非不一，标准无定，则今日据一标准以为是者，明日又据一标准以为非。是彼与此各一是非之外，彼又是非不一，此亦是非不一，混淆错杂，也不能有批评。有批评亦必无结果。

如此看来，所谓批评者，不过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旁人的标准，或是旁人拿着他的所谓是非来比较我的所谓是非罢了。既如此，便无绝对的标准亦无绝对的是非可言。既无绝对的标准与是非，我们又何取乎有批评？既无绝对的标准与是非，我们又何可以无批评！批评，它的目的，本非在求绝对是或绝对非，只在求一事一物之各种看法与各面关系，取其一时一地的相对的是非而已。

我们若承认此，批评人时便犯不着盛气凌人，因为人家并不是绝对的非；被批评时也犯不着刚愎自负，因为自己并非绝对的是。如此方可言批评的风度。

至于批评的艺术，它本为顾全自己的身分与体贴旁人的情感而有。骂人固然失身分，称赞人又何尝不？挨骂诚然难堪，被称赞又何尝好受？《诗经》的美刺，所以多用比兴者，正为了不便直言，故委婉以达其情。不学诗，无以言，并非无话可说，正是有话不会说也。不会说话者，不是说了自己失身分，就是听了使人忍受不得。酬酢应对之间，尚须艺术，何况批评？批评总要说人家的是或非，间接又是说自家一定是。说人是易流于誉人，说人非易流于毁人；说自家一定是，可最易惹人反感。

是人而人不以为誉，非人而人不以为毁，这要艺术。自是而人不以为忤，这要风度。所以说，我们并不缺乏批评，缺乏的是批评的艺术与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