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自我毁灭，曾国藩侥幸成功，又窜身文艺，一时被阿谀权势者推为领袖，号称桐城派的复兴。他提出文章有三大领域，即义理、词章和考据。义理一类，实即指的散文。

其实，仔细读读曾氏的文章，只会感到矫揉造作，既无真情，亦无实感。在起承转合上，学习桐城派的气的运用，也不过是虚张声势。

因为所谓义理，在他那里，虽然说得冠冕堂皇，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刻之碑碣，自无不可；悬之庙堂，也是合乎体统的。如果想使读者信服感动，就很困难了。

义理依附于现实，依附于时代和社会。文章必作真实的反映，然后才有义理产生，义理才能深入人心。作者无真情，所反映者即非真相，虽然虚情假意地在那里大哭、大笑、大喊叫，只能使路人有滑稽之感，和莫名其妙的心情。

古往今来，这样的文章是很多的，并非曾国藩一个人。

桐城派古文，到了同、光时期，它原有的一点生命力，也渐渐消失了。这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很有关联。“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人振臂一呼，这一派文章，应声土崩瓦解，是有时代的因素的。

广大读者厌弃了这种空谈义理的文章，乃去探求真情实感的文章。这一时期，人们推崇像《浮生六记》那样的作者，有很多人去模拟学习。其实写个人私情，不过是散文的一体；

散文和别的文字一样，所重仍在社会意义。同时因为翻译大兴，从国外又介绍进来很多新品种，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印度的散文，都对中国散文创作，起过很大影响。其中，有的在中国现实土壤生根，也有的只是昙花一现。

总的趋势是，避免空谈和说教，解放思想和感情，面对现实人生，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五四”以来，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品。

所谓生活的义和理，在这些散文中，都有所反映，并有所形成。

王昌定同志要出一本散文集，征序于我，年老多病，眼界不宽，只能谈些感想如上。

昌定曾以一篇谈诗歌创作的杂文，招致大祸。短短一篇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文章，当时竟引出那样的声势和局面，千百年后，是一定不能理解的。“四人帮”倒台以后，昌定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性的文章，我当时看后，曾对他说揭露得含糊了一些。昌定笑着答：太露骨了，恐怕再惹乱子。我听了以后，一方面自悔失言，因为自身卑弱，我是从来不在处事为文上，去鼓励别人“勇敢”和“大胆”的。另一方面，我又为昌定能不忘前事，作为后事之师，十分赞赏。

我有时想：在人生漫长坎坷的旅途上，受些苦难，心有余悸，并不是坏事；而有恃无恐，则很危险。历史上一些纨袴子弟，处一帆风顺之时，罢棹傲歌，玩忽天地之覆载，自视为时代的宠儿，目空一切，得意忘形，他们的前途，就常常有可忧虑的地方了。因为，以其膏粱娇嫩之躯，稍遇颠簸，必至倾覆，泥首污身，不能自拔，尚能望其如平日放言，以名节自立耶？

昌定的文才是多方面的，评论、创作，都有自己的风格。

习字贵藏锋敛锷，为文亦当如此，这应是我同昌定共勉的吧！

1982年3月6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