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奖

很久不看小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国外大奖或国内大奖的获奖小说，也引不起兴趣。国外大奖，例如诺贝尔，在青年时，就没有注意过。那时的导师们，谁也没有叫青年人，去读获奖者的小说。相反，例如赛珍珠的小说，在当时国内，是得不到佳评的，我们相信鲁迅的话，他认为那个大奖并非公平，是以他们的好恶为标准的。最大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当然是政治。

现在青年人这样崇拜这个奖，我看是被那个诱人的名利震惊了。但如果以通读得奖作品大全，作为登上宝座的阶梯，这就像科举时代，以制义大全为圭臬一样，会在考场失意的。

至于国内大奖，也不一定就那么公平，也不一定就没有当时的好恶。我说当时，是因为每届和每届，好恶并不一定相同，是时常随政治发生变化的。

评定文学作品，最可靠的方法，一是看它的普遍性，二是看它的永久性。得奖与否，并非重要。

评论

我不愿看小说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和我不愿再写文学评论有关。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谈论当前的小说创作了。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总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最初，因为接受了一次教训，我发表了一次声明，不再给别人的书写序。后来，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那个声明，发表的太及时了，不然这几年再给人家写序，就更难应付了。”

不写序了，有时碍于情面，我还写一点读后感。不久，就又感到这也并非易事。人家叫我写书评，是为了帮他推销书。

如果我在文章中略有违迕，其使作者不快，与写序同。好，不写了。但朋友还是很热情，把书稿寄来征求意见。写封信吧，不久又发见，写信如果说实话，照样可以得罪朋友。

有一位老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把打印稿寄来，信写得很热情。我放下自己的活计，昼夜赶读，然后写信，一一列出我的看法。其中主要是谈缺点。现在能记得的有两条：

一条是说，小说每节结尾，形式类似，应有变化。一条是说，书中引用当地民间传说，有的没意思，有的应充实完整。信去无音讯，后来一个文学刊物要讨论这部小说，主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已写信给作者，主编去找作者，作者说，那封信，已经找不到了，内容也不记得了。

后来，这部小说得了大奖。作者寄我一部，我也没有再看，不知道我那意见，到底被采纳了没有。从此，再有准备参赛的作品叫我看，或叫我在赛前写评论，我都婉谢了。

给中年作家提意见，就更应该慎重。不要看当面恭维你。

如果你实话实说，效果就会糟糕得很。因为他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基于以上种种经验，现在，我已经很少正面给人家的作品提意见了。不得已，也只是写封短信：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读，如有什么意见，定当及时奉告。实际上，是从此就没有下文。这是为了，既不冒犯朋友，也不违反天良。

新星

鼓励鼓励青年人，不会有错吧。也有经验。如果这个青年人还在窝里，你说什么也没关系，你只要在文章中提提他的名字，他也会很感激。就怕出飞儿，一遨游天空，鹏举万里，就会和你断了线。好在这并非恋爱，断就断了吧。问题是还有别的牵连。

当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们，对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当他一旦升到天空，才把他周围的人们的眼睛照亮。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贺这位造福一方的天才出现。请注意，在这个时刻，无论星球或地下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区区。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当星球的运行，一旦出现一些偏差，或光彩在人们眼中，稍显暗淡的时候。他那周围的人们，就会嫁祸于人，说：

“这都是某某人惯的他（她）！”

冤枉啊，冤枉！

众所周知，我只是在他（她）没有出名的时候，读过他一些作品，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成名以后，就断了线，轰动得奖之作，都没有读过。其中有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与我丝毫无干。即使有什么错误，你们应该写文章批评，或去问那些对以上作品，作过吹捧的人。这些人就在你们附近。我这里挨不上边。

不毖后而惩前，既舍近又求远，我为诸公不取。

流派

确实，我在文章里写过：“我是一个低栏，我高兴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也说过：“我也写过女孩子们，我哪里有你写得好！”这些话。但是小满儿说过：话有百说百解。

我虽然出自衷心的喜悦，但别人看了，并不一定就受感染，也随之感到喜悦。因为低栏，也是一种障碍，总不如飞机跑道那样平滑，任人驰骋。再说，人家要跳的，不是低栏，而是高栏！已经和你分道扬镳了。

你写的女孩子，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人家写的女孩子，又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你是什么创作方法，人家又是什么创作方法；早已经把你“发展”了。这样一来，我的好意，或者说我的吹捧，在不少人那里，引起的就不是快感，而是反感了。

其实，所谓流派，所谓发展，都是理论家的话语。理论家总是一阵子高兴说这个，又一阵子高兴说那个的。我们无妨查阅一下，近几十年的报刊杂志，你就会发见：在同一个文艺问题上，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的笔下，翻过多少次跟斗了。文坛上的杂技现象，古今中外，并不少见。

说来说去，他们究竟说出了多少新鲜道理？对创作起到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不断发表意见，不过是为了继续保持他们那理论家的地位，也就是一种“领导”地位。

方法不同了，何必又谈流派？已经分道了，何必又拉在一起？思想、志趣已经不同，流派即已各异，分开说不更为直接了当吗？但有时，还必须把区区拉上，作为陪衬。

其实，我对一些青年作家的关系，不过是沿袭中国文坛的习惯，或者说是常规。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编刊物时，发表了他们几篇稿子；待他们出书时，应约给他们写过一篇序言。再多，有人带他们到家里来，随便谈了谈。都很简单。既谈不上恩，也谈不上怨。

应该补充的是，当他们随着走红，也蒙受一些流言蜚语的时候，那些最初带引他们来舍下的人，也背地或当面责备我。我极不愿意听这些话，我最不喜欢在我面前，议论别人家的私事。我也从不示弱，我说：“就是有这些事，我看也不算什么。在当前的社会生活里，他（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过份。”这真可以说是“惯”了。

199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