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天来，因为一种原因，我时常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有时是想到人，随即想到他们的诗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互不干扰混淆。同时，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诗风，又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些年来，我们的诗坛，暂时先不谈它的重大成绩和丰盛的收获，只就它存在的一些缺点而言，在一些地方恰恰失去或减弱了这些特点。

古人说：“诗言志”。就是说，诗中要有自己的东西。这包括诗人的“志”，即思想或见解；诗人的遭际，即自己的兴衰成败；诗人的感情，即喜怒哀乐；诗人的阅历，即所见所闻。

历观古今中外伟大诗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东西。更了当地说，他们的诗主要包含着他自己。《杜工部集》，《白乐天集》，《李太白集》，无不如此。

有一种不成文、已经有案可查的说法：不要写自己，不要表现自我，不然，就会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泛滥。

没有了自己的东西，于是大家就说差不多的话，讲一种大体相同的道理，写类似的事件、相貌和性格分别不出来的人物。

每天读这样的诗稿，就必然分不清题旨，分不清意境，分不清诗句，以至最后分不清作者。就像走进公共场所，熙熙攘攘，出出进进，结果没有一个清楚的面孔，留在印象之中。

有人可以立即反驳说，我们的思想性很强，我们的形象很高大，我们的感情很热烈，我们的见闻都是新人新事，都是重大题材。

但是，因为没有真正通过自己去表现，就减弱了诗的感染力。

在诗里，说大话，说绝话，说似是而非的话，是很省力气的。有人说这是必要的夸张，并引证李白。其实，李白虽有狂放的名声，但并不是单靠“夸张”起家的。他的本领在于通过他自己的诗风，成功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走的路很多，见到的也很广。他对所见所闻，都经过深刻的思考，引起强烈的感情，才发为诗歌。单靠吹牛，不能成为李白，只能成为李赤。

不要害怕在诗作中间，有自己的东西。你没有见过的，就不要去写。你见到了，没有什么感情反响，也不要急着去写。

你的思想没有那么高，不一定强把它抬高，暂时写得低一点，倒会真实一些。

诗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关心群众生活，与他们感情相通。过去的诗人，也不是人人都是思想家，都是时代的引路人。如果他们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真实面貌，仍不失为有意义的作品。韦庄的《秦妇吟》，并没有革命思想，还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作。

前几年发掘出来的老子竹简中说：“实谷不华”，“至言不饰，至乐不笑”。真诚和真实，不只是哲学领域中可宝贵的道理，在创作上，也是应当引为借鉴的。

不合情理的，言不由衷的，没有现实根据的夸张，只能使诗格降低。我们的诗，不能老是写得那么空泛，表面。要有些含蓄，有些意象，有些意境。这些东西，是只有通过诗人自己，认真地去观察、思考，才能产生。

目前，诗战线，应该质中求量，不该只是在量中求质了。

我有个近于荒唐的想法：如果惯于写长诗的人，把诗再写短些；惯于每天写好多首的人，把指标降低些，我们的诗的质量，就会真正大上了。要从多方面，加强诗的艺术性。

希望老一辈诗人，给青年诗人做个典范。不作无病呻吟的诗，不作顺口溜，精益求精，把中国古代诗人苦吟苦想的严肃作风，传给青年一代。

形式的问题，不是主要的。已经迈出的步子，也很难返回了。时代在决定着诗的形式的变革。

杜工部句：“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诗要经过多次修改，才会合格、成功。

1978年8月5日大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