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听法清说老曾病重，我请邹明和田晓明去看望他一次。回来说，还很清醒。今天法清又来，说是昨晚，老曾过去了。

时值冬初，最近已经有三、四个老朋友相继过去了。

听到老曾的逝世，我很悲痛，想写几句话。但在房间里转了好久，总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没有给人留下过感人至深或轰轰烈烈的印象。

因为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他虽然写了几部很有功力的小说，但在文坛上，并无赫赫之名，也没有报刊登他的照片和吹捧他的文章。他的住所，非常冷落，更形不成什么诱人的沙龙。一些青年男女，甚至可以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但他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很尊重他的才学、修养和知识。他的字，写得娟秀无比，他的诗，写得委婉，富有风情。他对朋友，有求必应，应必有信，做事认真，一丝不苟。

他自幼家境不好，上了几年中学，就当小学教师，投稿，考入报社当练习生。他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文人，他只相信，收获是耕耘而来。他知道职业的艰难，应尽的职责。他知道吃饭不易，要努力工作。

他的习惯就是工作，为了工作，求取知识。这就是生活。

他习惯清苦，并不知道什么叫时髦，什么叫人间的享受。有一次，他把一个用了多年的笔洗送给我，说：

“我还有一个好的，已经换上用了，我也该享受享受了。”

换用一个新笔洗，对他就是享受。

有一次，我送给他两锭旧墨，他马上复信，非常感激，好像受宠若惊。我想：如果他突然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会活不下去了。这种人是不能大富大贵的。

正因为如此，他是安分守己的，按部就班的，不作非分之想的。过去，没有从大锅里捞取稠饭自肥；现在，更不会向国家仓库伸手自富。他做梦也不会以权谋私。

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

1987年11月5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