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得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竟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看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