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里雅那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同托尔斯泰谈起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客人说：“您的《安娜卡列尼娜》，是非常感人的！但是您使她最后卧轨自杀，却未免对待她过于残忍了。”

托尔斯泰看了看这位客人，然后笑着回答说：“您的这个意见不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普希金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多大的玩笑。她结婚了，我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她也是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她卧轨自杀了，我万万没有料到她会这样。一般说来，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的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喜欢！”

客人听了感到不好理解，便问托尔斯泰：“您说的话，我不大明白，能否再解释一下呢？”

托尔斯泰接着说：“不难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做的，他们的行为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不是我愿意或者不愿意能够决定的。”客人听了点点头。

托尔斯泰在这里说出了现实生活对于作品的规定性。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他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发展到最后必定自杀，这是符合生活发展逻辑的；如果她不自杀，反倒是不真实的。同样的道理，法捷耶夫《毁灭》里的美谛克这个人物，其性格发展到最后不该自杀，如果他自杀了反而不符合生活的发展逻辑；法捷耶夫改变了原来把他写成自杀的结局，更好地揭示了这个高度个人利己主义者的本性。事实说明，一个作家只有按照生活的发展逻辑去把握人物的性格，才能创造出成功的典型；如果随便改变生活发展所规定了的人物性格，一定会破坏典型的创造。

世界上许多伟大作家，都特别注意把握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例如：

屠格涅夫在创造《父与子》里巴扎洛夫这个形象时，是很少与人们来往的。他一个人隐居在自己的领地上，躺在一间小屋子里精心地构思着写作着，生怕外人之来破坏了原来构思的性格的发展。他一边写一边记着日记：“倘使我遇着一个有趣味的人，或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或社会的事件，我就依据巴扎洛夫的观点把这些事情全记在那本日记里。”他这时的思想，与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是一致的。

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一封信里说：“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应该是科学的、客观的。努力设想自己处于小说中人物的地位，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使小说的人物来迁就自己。无论如何，在创作方法上应该是这样。”不让小说中的人物迁就自己，说得多么好哇！那就应该按照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去创造。福楼拜在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里创造爱玛包法利夫人的性格时，就是按照生活的规定性，真实地刻画了她的形象，从而无情地揭示了她所生活的环境的全部真实。尽管当时有人以有伤风化来控告他，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他说：“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那里忍受痛苦和伤心饮泣。”

生活规定着人物的发展，作家创造人物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人物性格的发展改变着作家原来构思中的不合逻辑的成分，看来似乎是在开玩笑，实际上是创作过程中的正常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