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切是我爸爸的狗——一只硕大、快活、耳朵摇摇摆摆的杂种狗。它的短短的白毛上有几块滑稽的棕斑，而且其个子高得能够舔着我的鼻子。爸爸觉得普切有料想不到的潜力，所以很宠爱它。然而，我却只把它当作累赘。

普切笨重得像头小牛，但又生气勃勃，亲切热情。我不得不左躲右闪以免被它亲吻。它比我重10磅，有时能把我压在身下。那时我才8岁，认为这样很有碍观瞻。

有一年夏天，轮到我照顾普切，因为，爸爸每个星期都得离开家，去加州北海岸俄罗斯河畔他的一块200英亩的红杉和松树的锯木场。由于妈妈不愿让我“孤孤单单地生活和在林子中撒野”，就陪我留在圣约克三角洲的安提约克了。

爸爸头戴一顶斯特森牌旧毡帽，盖住眼睛的帽沿沾着油腻。他有一副严峻而武断的相貌，使我非常怕他。

“你得听你妈的话。”每个星期一早晨临行前，他都警告我。

“遵命，先生。”

“你要给草坪浇水。听着，要每天浇。星期三修剪草坪。”

“是！”

“还有，把后院小杏树上的杏子敲下来。再就是关于普切，给它喂点狗食饼干，一早一晚带它出去好好遛遛。”

可我深切地体会到，和普切“好好遛遛”简直就像被一台蒸汽压路机拖着狂奔似的。

“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了，明白吗？”

我回答说：“明白。”

但我实在不懂：花一个宝贵的夏天拣杏子，喂他的面孔扁平、腹部松弛的狗，怎么就意味着我是这个家的主人了吗？

普切总是把爸爸要带去的许多东西衔出来，绕着他的腿蹦啊跳啊，在殷殷地哀伤地道别时，它的尾巴摇来摇去。爸爸就屈下膝，一面挠挠它的耳朵，一面让它亲吻。我觉得让一只脏兮兮的狗亲吻真够令人生厌的。

那阵子，我和爸爸都感到彼此间有隔阂——男人们由于敬畏心理而互相保持的一种尴尬无言的距离。

爸爸有着顽强的性格。他在世上独自闯荡，从不向人讨一点儿便宜。他从俄克拉何马州的德斯特堡来加州谋生，在20岁上遇到我妈妈并娶了她，随后就应征参战了。

我是当他乘军舰去塞班岛之后的几个月里降生的，一直长在母系家庭，被妈妈、奶奶和6个姨母、舅妈们宠惯了。爸爸在我3岁时回来，结束了这一切。

有些方面，我们不能生活得尽如对方期望。他希望有个会捕鱼、能打猎、身强力壮、敢于跌爬滚打的儿子，而我是个书虫，想要一位可以把我抱在膝盖上念书给我听的父亲。爸爸试图通过照料普切使我壮实起来，并增强责任感。可我对此却满腹牢骚。

爸爸声称：若是他哪天有空儿，就要训练普切。但是有一次，他带普切去逮野鸭，回来时，普切却耷拉着尾巴，满脸愧色。原来，猎枪一响，它便趴下，又是哀叫又是发抖。然而，爸爸仍没死心。

“那狗智力超群，”他骄傲地说，“我要做的，仅仅是教它遵守纪律和自我控制。”

普切住在我家后院的网状栅栏后，爸爸为它用木条搭了个窝。我讨厌去那又臭又脏的地方喂狗。每天早晨，我都企图趁它还没醒，蹑手蹑脚地进去，把盛水的碟子放下。谁料从未得逞，它总是猛地跳出来，摇着尾巴，踩进蹀子，再把湿爪子搁到我胸前。

当然，它得被拴住，一直到晚上我来关门，因为再没比普切更热爱自由的了。它至少要在院子里疯跑十来分钟。天哪！它准会逃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