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奥威尔

《1984》是奥威尔政治题材的一部作品。

奥威尔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散文都密切结合当时形势，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认为，文学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他在1946年写道：“真正非政治文学是没有的；尤其在我们的时代，当直接带有政治性的恐惧、仇恨和忠诚成了我们意识中首当其冲的东西，就更不可能有非政治性的文学了。”他在同一年又写道：一个作家的“题材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这些意见是奥威尔总结他的创作实践所得出的结论。在奥威尔写作生涯开初，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与他在缅甸的经历有关。其早期散文《绞刑》（1931）第一次触及了殖民主义主题，以冷静淡漠的笔调叙述一个当地居民被处以绞刑的过程。1934年出版的《在缅甸的日子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奥威尔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谴责态度。但这部小说在其深度和影响方面都很有限，他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揭露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出于他的直觉和良知。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奥威尔投笔从戎，此间的经历是他一生在思想观点上的重要转折点。《向卡德罗尼亚致敬》（1938）是其在西班牙参战经历的真实记录和报道，包括自传、军事活动、政治分析和理论宣传等各种成分。西班牙内战使奥威尔从一个对资本主义充满义愤的人变为对共产主义抱有疑虑甚至仇视的人。从此以后，奥威尔创作的重心便从前期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转入抨击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的所谓弊病。而这种抨击则集中体现在他后期两本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调制作品《动物庄园》和《1984》之中。《动物庄园》（1945）是一本以动物故事形式写的讽刺时事的政治寓言。奥威尔自陈：“历史包含着一连串的欺诈愚弄：群众首先因为得到乌托邦的承诺而受到蛊惑，奋起反抗；然后，等到他们起过作用，便被新主子所奴役。”其创作意图是讽刺和抨击苏联的事业，具有明显的反斯大林性质。小说的情节安排以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的历史为背景，只是对各种事件作了一些时间顺序上的调动和寓言手法上的处理。

《1984》是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它对所谓专制统治的谴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该书与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苏联作家叶扎米亚京的《我们》三部小说被称为本世纪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作为一本反乌托邦小说，《1984》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在极权统治下的阴森恐怖景象。那时世界只剩下大洋尼亚（美国和英联邦）、欧雷细亚、东亚细亚三大帝国。这三国为了国内统治的需要而常年保持战争状态，相互之间征战不息。以伦敦为中心的大洋尼亚，由从不公开露面、然而无所不在的党魁“大哥”为首的“内层党”统治，下面是“外层党”，最底层是称为“普罗”的无产阶级。国家严密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爱情遭到禁止，婚配由国家安排；宣传机构“真理部”随时改写历史，以适应当时政策的需要；电视屏幕和窃听装置日日夜夜监视着每一个人的举动，“思想警察”可随时将能独立思考的“思想犯”化为灰烬；国家使用通用语言“新话”，以减少词汇量和改变词义来限制和操纵人们的思想，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普罗”，则被描绘为一群嗜酒好赌、愚昧麻木的群氓。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真理部”的工作人员、小说主人公温斯顿是个有叛逆色彩的角色。他幻想自由美好的“金色田野”，他私藏日记试图记录个人思想和历史事实，他对一个叫朱莉妮的姑娘产生了感情……所有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反叛行为。温斯顿终于被秘密警察捕获，并在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下屈服了。最后，他面对“大哥”的巨幅画像潸然泪下，“他已经赢得了对自己的胜利”，他“爱”上了“大哥”。

一般认为，奥威尔在《1984》中所要昭示的是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可能导致的结果，该作品也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奥威尔笔下的1984年的伦敦社会“不仅综合了美国，特别是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特征，同时也综合了俄国，也许还有希特勒德国的特征”。关于将苏联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这一点奥威尔自己在阐述《1984》的创作意图时曾说：“我这部近作的意图不是攻击社会主义或英国工党（我是工党的支持者），而是揭示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所可能导致的堕落，这种堕落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已经部分实现了。”奥威尔认为，《1984》谴责的是“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对人性和个人自由的摧残，然而这些攻击有不少是从托洛茨基的武器库里捡来的。有的西方评论家就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理解曾受到托洛茨基《革命遭到背叛》（1937）的强烈影响，而托洛茨基的书是对斯大林统治的狂热谴责。”托洛茨基著作中的关于秘密警察的引述引起了奥威尔的注意，并成为们《1984》一书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