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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火凤凰 第二十四回 朱翊钧索银说歪理 戚大帅春…

腊月二十八这一天傍晚,张居正乘坐八人抬大暖轿出了东华门后,不多时就出了崇文门,往泡子河边的积香庐匆匆而来。

从万历九年秋天开始,自玉娘走后就一直闲置的积香庐,忽然又闹热起来。隔三岔五,张居正又来这里小住,松弛一下精神会见一些私交,品茗听雨调筝赏月,积香庐的萧旷毕竟还有可人留连之处:却说隆庆六年夏,张居正接任首辅的时候,身子骨儿还硬硬朗朗的,属于那种精力充沛生气四射的壮汉。待度过数年独揽朝纲的生涯,宵衣旰食事必躬亲,当时累一点苦一点浑然不觉.但天长日久积累下来,如今才感到心力交瘁周身乏软。十年之间.社稷苍生虽然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自己的身体却也大大透支.才五十七岁的人,看上去已是垂垂老者。偏偏他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日一到值房,所有军政大事都须得他一件一件研究决策。这样一天下来,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一回到家来只想闭目休息。秋上,他的老朋友,同年加同乡方逢时从兵部尚书

任上申请致仕。这方逢时历任边关总督,万历五年,王崇古从兵部尚书任上转为户部尚书时,张居正推荐时任蓟辽总督的方逢时接任兵部尚书一职。方逢时比他大三岁,但身体比他好得多。因此.张居正对他主动提出致仕颇为不解,便将他找到内阁询问原因。方逢时便讲了一通理由,他说:“人之一辈子,有生必有死。为生而筹计者,是为生计。若按年龄区分,则一岁至十岁,为生计;二十至三十岁.为家计;三十至四十岁,为子孙计;五十至六十岁,为老计;六十至七十岁以上,则为死计。从二十至六十这四十年间,营营扰扰,或为功名,或为事业。外则苦其身以事劳攘,内则苦其心以密思虑,既要想目下的周身之防,又要想将来的善后之策,总而言之是劳碌一生。现在既年届花甲,就该终老林下,为死而计了。”放在前几年.这样一番话是打动不了张居正的,但这一回他却听了进去,不但准予方逢时解甲归田,自己也经常忙里偷闲,跑来积香庐调养将护。

从紫禁城到积香庐这段路不算太近,一路上,无论是流光溢彩锦绣错综的闹市,还是野旷无人杨柳萧条的泡子河边,张居正都懒得打起轿帘看看景致。他倒不是畏冷,而是心情不好。半个时辰前,他还在平台接受皇上的召见。他眼下这副疲倦的样子,就是因为这次谈话引起。

皇上此次召见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要钱。皇上说快过年了,宫里头有许多人情要做,内廷供用库的存银早已用完,要他指示户部从太仓里临时调拨二十万银子进宫以应急需。张居正一听,连忙解释说:

“皇上,太仓银的使用,朝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何事能调何事不能调,都有章可循。”

“朕也不能随便调吗?”朱翊钧问。

“是的。”张居正回答得很干脆,“朝廷的制度,皇上应带头遵守才是,皇上用于后宫赏赐,这笔开销只能在内廷供用库支取,太仓银则是用于国家。”

“可是,供用库存银不足啊!”

“据臣所知,供用库一年,也有五六十万两银子的进项,怎么这么快花光了呢。”

张居正这么一问,朱翊钧脸红红的没有作答。却说内廷供用库的银两,本由皇上支配,换句话说,就是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一是京城宝和店的收入,二是乾清宫名下的子粒田课税,三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金银铜铁等矿山的开采征税。万历元年,为了解决李太后捐资建庙的功德钱,张居正建议把宝和店拨到李太后名下:那时皇上还小,不懂得花钱。宝和店划走之后,供用库每年收进来的银子,尽管只剩下一二十万两,却是每有结余。自皇上大婚之后,这笔钱马上就显得不够用了。在他跟前服侍的那些宫娥采女和大小太监,变着法儿讨他高兴,一高兴他就给赏钱,天天行赏日日给彩头,有多少银子也不够他花的。再加上他还好买个骨董什么的,太监们投其所好,今天抱只李后主用过的画缸,明日抱回一只宋代的哥窑瓶子,每件东西都能诌出一个令人心荡神驰的来历,皇上一看收来了这等稀世之宝,焉有拒买之理……就这样今日一道旨,明日一道谕,供用库一年的银子,不够他半年的开销。万历六年,趁张居正葬父离京,刚当新郎倌的朱翊钧就下旨户部调二十万两银子到供用库。这是他第一次伸手向户部要钱。虽然因张居正作梗,他只拿到了十万两银子,但从此以后,只要一逮着机会,他就向户部要钱。张居正每次都是苦心劝阻不肯给付。就是给付了,也必定要大打折扣。如此经过几次.朱翊钧感到憋气,心想连莽莽乾坤整个儿天下都是咱这个当皇帝的,却为何用户部的银子还得看你臣子的眼色?还是秉笔太监张鲸给他出了个主意,在全国各地多开矿山收取税银,这笔收入可直接进入供用库。皇上依计行事,仅万历七年,就一下子在全国增开了三十多处矿山,每处矿山都派钦差太监携了关防前往督办:这些太监一到地方颐指气使凌虐官吏,对百姓更是百计勒索,有几处差一点激起民变。内廷供用库的收入虽然增加了四十多万两银子,但各地控告钦差太监的折子也多了起来。去年底,张居正为地方百姓计,劝皇上减少矿山数量,皇上虽不乐意,却也怕激起民变,故还是勉强答应了,一下撤销关停了十七处矿山。这样一来,一年就少了近二十万两银子的收入。皇上心里想,这些矿山是你张先生建议撤掉的,那么,短少的这笔收入就该让户部补足。于是便把张居正召到平台,理直气壮地伸手要钱。

张居正当然知道皇上的这层心思。说实话,每次与皇上见面商量国事,他的心情都很矛盾。作为君臣关系,他不应该过多地忤逆皇上,伴君如伴虎,前朝皇上流徙诛杀大臣的例子不胜枚举,为自身安危计,多顺着皇上些儿才是正途。但他在朱翊钧面前,不仅是大臣,还是老师。正是这一层师生关系,使他有责任教导皇上作一个心怀天下不藏私利的正人君子。再加上李太后每每嘱托他要把皇上管紧,事无巨细一律不可阿纵放任。这样一来,他对皇上的管束就非常严厉。九年来,皇上对他是言听计从。新婚之后,皇上曾一度沉湎酒色,经过曲流馆事件,受到刺激的皇上又收敛了不少。出席经筵批览奏折研讨国事,仿佛比先前更加认真,张居正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说实话,如果不是皇上的支持,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就不可能得以顺利实现。但近两三年来,皇上忽然表现出贪财爱钱的毛病,虽经他反复劝导,却收效甚微。皇上在军政大事上垂询甚恭,虚心纳谏,惟独在要钱的时候,表现相当固执。这会儿,见张居正又要搬出大道理来谏止他调拨户部太仓银,他的心里头十分窝火,便没好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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