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学家抗汉，自马里首都巴马科乘飞机归国，在北京呆了一天。或许因为时差，他尚未从某种恍馆状态中恢复过来。

杭汉是在六十年代初马里独立后的第三年去那里的——黑人兄弟想喝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茶，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茶之故乡中国人民的支持。茶，到底是种出来了，被命名为49-60号，显然与两个国家的国庆节有关。49——60号长势特别好，插穗一年就可抽长一米，每个月都有乳白色的茶花悬挂枝头。作为主攻茶叶栽培学的中国学者杭汉，在那个懒散而又好客的热带国家里，便分外地享受着荣誉和承受着别情了。

在国外事茶，回头看东方，遥远得像梦，中国就带上了马可波罗般的传奇色彩。西非内陆的茶园又大又静描，叫你无法想像“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现实含义。杭汉亦不是一个耽于玄想者，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家做朋友，对稻粱寂麦黍稷下功夫。那是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在他出国前赠送的，说是他早年立志学农务茶时的座右铭呢，杭汉也就把这种务实精神拿来做了自己的座右铭。

故而，人到中年的杭汉，通过各种途径听说的国内局势，不过是一个令人既感不安又生猜测的问题。杭汉模模糊糊地想到这十几年来的历次“运动“，在国外，这两个字的尖锐感，被距离磨钝了。

恢复感觉是需要氛围的。此刻，杭汉站在根本进不去的天安门前。盛夏八月，红旗翻飞，人山人海声浪如啸。所有的人都在叫喊，用的那一套词语，是以往运动中都没有用过的。杭汉除了听清楚了“万岁“和“打倒“，其他都还不甚了了。他不由想起了杭州的一双儿女，他无法判断他们会不会也在其中——他已经在西非呆了好几年，最后的那几个月，他想家想得很厉害。可是眼下他站在首都北京，站在红浪终于退去的天安门广场，夕阳西下，华灯初放，他看到一卡车一卡车从广场上捡起来的在欢呼中被挤掉的红卫兵们的鞋子，却一时找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了。

这种找不到感觉的感觉，一直从北京延续到上海，又从上海延续到杭州，直到他挤掉了衬衣所有的扣子，从火车车厢的窗口狼狈地跌出，终于站到了月台上。

尽管他把国外带回的东西都暂寄在北京朋友处，但火车上依旧挤得一天一夜没地方坐。他累极了，而妻子黄蕉风果然没有来接他，关于这一点，他早有思想准备。他们虽生有一双儿女，但在杭汉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把蕉风当作大女儿来看待的。她总是出错，没有他的照顾，这个胖乎乎的女人的生活，就像她的近视眼，终日增里增懂。杭汉激动地想念着家人们，步行从城站穿越半条解放街。虽然满街都是“万岁“和“打倒“，以及五花八门的游街队伍，但没有影响机汉思家心切的情绪，他折人中山路，在快到羊坝头的一家菜场里，竟然还发现了集市上的半木桶黄鳝。杭汉心头一热，中国人的感觉，杭州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称了三条本地大黄鳝，按老规矩，杭汉清营业员烫杀了再带回家。他记得菜场旁边有家老茶馆，老虎灶上有现成的开水。杭汉与伯父同住，知道伯父喜欢吃炒鳝丝，但全家人没一个会杀，以前杭汉买了黄鳝，都是在那里烫杀了拎回家的，多年来也就成了习惯。

杭汉不知，此一回破了祖宗多少规矩，连烫杀黄鳝也一并破了。女营业员是个少妇，刚才卖黄鳝时就很不耐烦。菜场里成分比她差的人都造反游行去了，单把她留在这里抓这些滑腻腻的黄鳝，心里不平衡。想迁怒，正恨着没有机会呢，机会就找上门来了。她定定地目击了杭汉片刻，用大拇指戳戳后墙，嗓音嘶哑地喝道：“你给老子看看灵清，什么年代了，还要我们革命群众杀黄鳝？啥个成分都没查就卖给你，已经便宜了。你听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是杀黄鳝！”

杭汉先是吃了一惊，手提着那几条黄鳝一时发愣，后来便有些生气。杭州，出苏小小的地方，女子都该如西施一般的，怎么可以手指戳戳，老子老子，一副青洪帮的吃相！杭汉自小在温良恭俭让中长大，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又是茶学权威，别人也是当他一个人物来对待的，这样听人说话，倒还不曾有过。援非的中国人，虽然也离不开政治学习，但也不曾发展到日日背诵语录，故而孤陋寡闻，竟不知刚才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乃是今日造反天下的口头禅。一时语塞，愣了片刻，才轻轻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女同志，这么说话，什么意思？”

谁知那女子就蹬竿上房，秤盘扔得震天响：“你你你，你这个现反，竟敢说毛主席的话什么意思！抓你到造反司令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