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从我祖父开始，就是研究中国古汉文的汉学家。他老人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专门著作，在日本是很有影响的。

“祖父生我父亲和叔叔兄弟二人。祖父希望他俩都能继承家学，研究古汉文。所以从他们开始读书起，就教他们学习比汉两种文字。父亲比叔叔大五岁，所以学习的时候自然就形成祖父教父亲，父亲又领着叔叔学的局面。

“父亲和叔叔这兄弟二人，不但岁数差得比较多，秉性相差就更加悬殊。父亲敦厚踏实，老成持重，读书非常用功，祖父夸他是读书种子，可以继承父业；叔叔眼尖嘴快，飞扬浮躁，读书不用心，全靠小聪明。祖父说他聪明外露，难成大器，调教不好，将要长成一棵歪材。因此对叔叔管教很严，经常考核他的功课，父亲也尽全力帮助他，所以他在日、汉两种文字上，还都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不幸的是在父亲二十六岁那一年，方满五十岁的祖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时候我已四岁了。可是刚刚二十一岁的叔叔还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汉文。祖父一去世，家里生计立时成了问题。过去是靠祖父著书卖文为生，父亲一直给老人家当助手，祖父去世，二十六岁的父亲立刻就失业了。生活的困窘逼迫叔叔中途辍学。弟兄二人为找职业而各处奔走。

“这时候正值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了俄国，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把在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为了开发大连和旅顺，大批招聘雇员，尤其欢迎懂汉文的知识分子。这时，叔叔就向父亲提出要应招去大连闯荡一番。但此一去前途究竟如何？这在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的当时，真比你们中国人闯关东的前途还渺茫和不可捉摸。父亲开始不同意叔叔去，他还希望和叔叔共同找一个能研究学问，继承家学的职业。但是叔叔执意不肯，最后终于拜别了父亲，到辽东半岛去了。

“叔叔走后不久，父亲也找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工作，而且也是去中国，不同的是没有走关东，而是去了天津。

“我祖父早年有一位学生，就是日本比较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先生，当时他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书，那里要招聘一位精通中、日两国古文字学的人翻译著作，因为待遇高，还可以继续祖父的事业，于是父亲就领着母亲和我，欣然西渡，投奔吉野先生去了。

“父亲在天津和吉野先生共处了三年，吉野先生的民本主义思想给父亲以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父亲在吉野先生的教育启发下，有了明确的新看法。他认为日本正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因此才激起中国民众的‘排日’运动。而在日本国内，对华友好与对华侵略，也是日本近代史上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可以说，在东方存在着侵略的日本，也存在着和平的日本。而我父亲表示，他要站在后者的立场上，坚决地反对前者。

“这中间，父亲和叔叔没有间断过通信，两人对日本的看法上产生了根本分歧。叔叔站在‘侵略的日本’的立场上，劝父亲要‘忠于日本天皇’，要‘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之利益’，千万不要做‘背叛祖国’的事情。父亲非常气愤地去信指责叔叔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阀政客侵略扩张的喉舌’，再不赶快悬崖勒马就要变成‘走狗’。就这样，两个人在书信中展开了辩论，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三年过去后，叔叔结婚了。婚前给父亲来信，请父亲去为他主婚。父亲赶去了，本想多住些日子，但是老哥俩又总是争论不休，父亲一生气，住了三天就跑回来了。

“这以后，叔叔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得非常顺利，简直可以说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而且常在报纸上发表‘为侵略者张目’的文章——这是我父亲使用的名词，父亲每逢接到叔叔升官的‘喜报’，便愁眉不展地说，‘我们工旨家对日本民众欠的债越来越多了！’”叔叔官运亨通，仕途很是得意。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却总感美中不足，就是他一直没有儿女。有一次，他给父亲来信，要接我到他那里去求学，说是在他那里可以受到正统的日本国民教育。而且明确指出，玉旨家只有我这么一条根苗，不要把我‘引人歧途’。父亲看信后非常生气，不但拒绝我去，还去信把叔叔训斥了一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炮声响了，父亲心里非常忧虑。他感到日本是在自杀，东三省好比一块巨大的美肉，日本吞下去也消化不了，将来会被烫死，噎死……他老人家身体本来不好，这时心里再一忧伤，很快就病倒在床上了。这时候我已经结了婚，我的妻子很孝顺，她和妈妈衣不解带地服侍父亲，但是老人家这时已经病人膏盲，不可药救了。父亲在弥留之际，非常想念叔叔，说有好多话要当叔叔讲。但是这时候东三省正在战火纷飞当中，关里关外的通信完全断绝了，没法通知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