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我拿给佩珠去看了，前几天忘记告诉你，'一天下午方亚丹来看吴仁民的时候对他说。

'她不见得就了解吧，'吴仁民随便答了一句，依旧在抽他的纸烟。

'为什么不了解呢？那是一本好书，我读了，还流过眼泪，'方亚丹热情地说。

'这样容易流眼泪，你们的眼泪太多了，'吴仁民冷淡地说，其实这冷淡只是表面的，他的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燃烧。

'我们除了眼泪外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流。'

'你就只会说空话，你就像妃格念尔读过的那首长诗里面的英雄一样，'方亚丹气愤地说。'那位英雄到处散布雄辩的议论，然而只限于空谈，他从没有做过一件实在的事。话纵然说得激烈，终于是空话。'

'是的，你们连激烈的话也不敢说，'吴仁民只说了这一句就闭了口，因为他忽然记起了陈真的话。原来当初陈真把这本书送给他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我已经读过了四遍，我每读一遍总要流不少的眼泪。我是在哭我自己，我自己太软弱了。'于是他忘记自己地高声接下去说：'我们太软弱了。'

他又改变了语调说：'我们都是说空话的，无论是到外国去，或者留在国内，我们都是一样地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说空话。陈真也许是对的，我们太软弱了。在那样一个女性的面前我们的确都应该流眼泪。'这并不是寻常的赞叹的声音，他的声音里面荡漾着渴望、愤怒和悔恨。

方亚丹起先并不说话，吴仁民的话把他感动了，然而在他和吴仁民的中间究竟隔了一些栅栏，两种差异的性格并不能够达到完全的相互了解，不仅是因为年龄的相差。方亚丹的经验比较少，因此他更乐观。他和每一个新参加社会运动的青年一样，他没有什么创伤，他只顾看前面，绝不会想到'回顾'上去。

'仁民，你近来太容易激动了，同时也可以说是太容易伤感了，'方亚丹诚恳地劝道。'像这样下去，我害怕你会变成一个罗亭。难道你思想上起了动摇吗？不然你为什么这样烦躁？'他说到最后想把话收住，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颇有点后悔，觉得不应该怀疑这个比较老的同志。他很想再用几句话说明他的看法，可是吴仁民已经接下去说了：'你不了解我，亚丹，你还不了解我。思想上起动摇，那绝不会。这伤感，这烦躁，是对于某一部分人的反感，同时也正是一种新的生活的酝酿。是的，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把过去的生活结束了。以后至少也得做一个像陈真那样的人，不再在书堆里或者外国名词中间绕圈子。也许我的旧习惯太深，很难摆脱掉，得不到新生也未可知。但是我总要努力挣扎。如果得不到新生，就让他彻底灭亡，我不愿意再在矛盾中间生活。而且我劝你，以后不要过于迷信李剑虹，否则你将来会后悔的。'

'仁民，我总觉得你有成见。你为什么要跟剑虹作对呢？他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他的信仰的坚定也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不然，为什么会有许多青年那样相信他，甚至把他当作父亲一般地看待？你看，这样大的感化力。'

'是的，这样大的感化力却不能够感化自己的女儿，'吴仁民冷笑道。

'这又是你的成见了，'方亚丹半笑半气地说。'佩珠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子，很可爱的女子。她的思想也不错。她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你这样不满意她。'

'一个很好的女子。我只记得陈真的话：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陈真常提到的三女性中，两个已经有了归宿，现在只剩她一个了，且看她的结局又如何。'吴仁民说罢，又冷笑起来。

这时候，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李佩珠却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一把藤椅上，热心地读着一个俄罗斯的革命女性的自传，那一本使得许多人流泪的《回忆录》。她已经接连地读了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