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停止后，队伍越来越慢，伤病员、落伍兵、担架，三三两两无次序地夹杂在队伍中。他们走几步停一下，停一下又走几步，仿佛要等侯后面的人。黄晔春见着一个慢慢走而且在啜泣的小鬼，象慈母一样地抚慰说：“小鬼，走快点，再走一两天就到苏区了。”

“脚痛，走不动。”小鬼忍住抽噎边走边说。

“我扶你走吧。”黄晔春抓着他的小臂，加大速度。

一边走，一边督促别的落伍兵。他和宣传员虽然不断督促，但落伍的人依然越来越多。

中午，黄晔春同后卫部队到了一个村庄，他看到伤病兵和落伍人员都拥挤在村庄里，有的找水喝，有的买东西吃，有些担架只有一个小看护兵招呼，没有人抬，心里很着急。后卫营营长、教导员从村庄南头来了，对他敬礼后说；“司令吩咐我，要我们掩护伤病员，作全军的后卫。司令员说今天半夜前卫一定要赶到袁水，占领渡河点。”

“你们队伍呢？”

营长指了一下南面不远的小山说：“上山去占领阵地了。准备打敌人追兵。”

“你们去好好布置一下，我在村里办一点事就来。”

黄晔春好不容易才把村里的轻伤病兵、落伍兵都督促走了，把重伤病兵抬走了；没有人抬的，他命令医生、看护和宣传员轮流背出去再说。

伤病兵刚搬走，位于村北来路的排哨响枪了。黄晔春急速出村，看见许多重伤兵由看护和医生背着或挽着慢慢地走。这时敌人快到山脚，黄晔春见到营长，头一句就说：“伤兵还没有走完……”

朱理容不等黄晔春说完，就立即坚决地说：“已经准备好了，敌人来就给他一个反突击。”

朱理容走到部队面前，向他们说：“同志们，伤兵还没有走完，干!”

“干!”所有的人同声回答，“要死一起死!”

国民党军队冲来了，红军卧倒隐蔽起来，不说话，不打枪。白军疏开后以为红军撤退了，大摇大摆地上山，红军等敌人快到身前，突然站起来，大声叫道：“瞄准—一放!”一阵快放，队伍反冲锋了，国民党虽然兵多枪多，但山地和田野小路只能单行纵队行军，先头部队并不多，红军抓住敌人这个弱点，杀了个回马枪，敌人纷纷向后溃退。红军追了一场，俘虏了七八个敌人，又从敌人死尸和伤兵身上解下十多条长长的子弹袋，回到原来的阵地。国民党军队吃了亏，停止前进，等后续部队。

红军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追击，但原来的伤兵不仅没有完全弄走，还增加了新的伤兵。黄晔春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命令国民党的俘虏抬；第二，动员自己的同志抬；第三，再派宣传员到前面沿途请民夫。

这三个办法，头一个是最好的而且是马上就实现了。第二个虽然可以马上实现，但有很大顾虑，因为他们担心敌人追来，没有人打仗。但他们反过来想了一下，觉得这样虽然减少了战斗员，但比伤病员插在队伍里慢慢走好些。第三个办法，只是可能，但时间来不及。他们立即实行第一、二个办法，大部分伤病兵就弄走了。可是，路上又出了新问题：抬伤兵的战士是经过长途行军和恶战的，早已精疲力尽，加上抬伤兵又还要带枪，他们走了不久，就开始落后了。落伍的担架越来越多，队伍越走越慢。

这样下去太危险了，黄晔春忽然记起郭楚松同他讲的一个故事：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在大柏地反击追敌刘士毅。他那个营伤兵有四十多个，除能走和能骑马的以外，还有十八九个要抬，那里的老百姓被敌人欺骗，都走了，只好动员战士抬。战士自己有枪，受伤同志的枪没有人背，同时还缴了敌人百多支枪，这么多枪一概得带走。因此，许多人背两支，抬担架的也背一支。因此走得很慢，走大半天，掉队二十里，后卫营被他们捆住了手脚，不仅不能及时到宿营地，还要随时准备和新来追击的敌人作战。晚上，郭楚松要求上级接收他们多余的枪，回答是各部队枪都多，辎重队也缺运输工具。郭楚松左思右想，没有办法，第二天清早集合出发，他命令部队留下枪机，把多余的不好的枪，全部破坏甩掉。部队这天按时出发，按时到宿营地，后卫营对他们也没有意见了。黄晔春想到这里，觉得只有学郭楚松的办法。于是站在道旁叫道：“同志们，有双枪的把一支枪的枪机下下来，把枪身砸掉!”

“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