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老詹来延津传教时，老詹他叔还在开封天主教会当会长。延津是盐碱地，十年有九年闹灾荒，不是旱了，就是涝了，全县三十几万人，天天能吃饱饭的，仅有一万多人。延津人瘦，源头就在这里，吃饭吃个五成，就放下了筷子。主可怜见，他叔也是对侄子寄予厚望，便拨款在县城北街修了一座天主教堂。本欲修个小教堂，开封天主教会拨款买的砖瓦木料，够建两面十六扇窗户的房子，能容百十来人。老詹虽不适合传教，但适合盖房子，老詹他舅在意大利是个泥瓦匠，老詹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耳濡目染，粗通建筑；砖瓦还是那些砖瓦，木料还是那些木料，但他把青砖用在了房子的西、北两面，东、南两面改为土墙；屋顶背阴面用瓦，朝阳一面苫草席和笆。木料不够，他自己又在延津买了二十多棵榆树，解成板子。十六扇窗户的房屋材料，让他盖成了三十二扇窗户的教堂。教堂盖起来，能容三百来人。四十多年过去，除了连下十天雨房子会漏，九天之内，教堂里的地都是干的。但能容三百来人的教堂，四十多年来，在延津基本空着。因老詹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人。前年延津新来一个县长叫小韩，要办“延津新学”，没有学堂，把老詹从教堂赶出来，天主教堂成了小韩的学堂，除了老詹跟现任的开封天主教会会长老雷有矛盾，有教义之争，不好告状，还和老詹在延津信徒不多有关。如天主教在延津人多势众，小韩哪里敢招惹老詹？虽然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但老詹并没有气馁，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年四季，风里雨里，满延津跑着。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有时会碰到下乡传教的老詹。杀猪者，传教者，不约而同到一个村庄去，就碰到了一起。这边杀完猪，那边传完教，双方共同在村头柳树下歇脚。杨百顺的师傅老曾抽旱烟，老詹也抽旱烟，两人抽着烟，老詹便动员老曾信主。老曾梆梆地磕着烟袋：

“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

老詹吭吭着鼻子：

“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老曾：

“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脸憋得通红，摇头叹息：

“话不是这么说。”

想想又点头：

“其实你说得也对。”

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而是老曾说服了他。接着半晌不说话，与老曾干坐着。突然又说：

“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

这话倒撞到了老曾心坎上。当时老曾正犯愁自个儿续弦不续弦，与两个儿子谁先谁后的事，便说：

“那倒是，凡人都有难处。”

老詹拍着巴掌：

“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

老曾：

“主能帮我做甚哩？”

老詹：

“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

“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

话不投机，两人又干坐着。老詹突然又说：

“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

老曾不耐烦地说：

“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

老詹与老曾说话时，杨百顺对老詹没怎么在意，倒是对老詹的徒弟小赵有些羡慕。小赵是本地人，二十多岁，他爹是个卖葱的。他每天的事由，就是骑一辆脚踏车。驮着老詹去各村传教。这辆自行车是法国造，“菲利普”牌。过去老詹年轻时，由老詹骑着。几十年过去，老詹老了，背驼了，眼神也不济了，便招了一个徒弟，让他学会骑脚踏车，驮着老詹四处跑动。丁零零一阵车铃响，大家便知道老詹来了。老詹传教时，小赵并不搭腔，守着脚踏车栽嘴。有时小赵在车尾巴上绑一架子，架子上驮几捆葱，老詹传教时。他在村里卖葱，老詹也不管他。碰面多了，老詹传教杨百顺没有在意，但他爱琢磨小赵卖葱。小赵栽嘴或卖葱时，杨百顺也端详那脚踏车。一次大胆上去，抚了抚那车的羊角把，对小赵说：

“这玩意，不是好耍的。跑起来比马都快，换个生手，非弄个倒栽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