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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副黄牙不可避免地将要成为吴为不得不日夜面对的景物时，她遇到了一个极限。

并非因为那时的吴为像一只刚从树上摘下的苹果，新鲜得让人无可挑剔。

即便她是一只满是虫眼的苹果，或后来穷途末路为一只烂苹果，相信黄牙或口臭这些鸡毛蒜皮，仍然会成为她的忍受极限。她对嘴以及嘴里的东西实在过于敏感。

甚至她在丧失意识前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黄牙们的遭遇战——

当她走进洗澡间，对着镜子，将自己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脸细细打量时，明白了在无有穷期的险恶中她已彻底荒废。没人可以救她，也无可救药，她只能孤军一人。回眸之间，镜子里突然映出许多大而黄的牙齿。那些牙齿，胜利在握、不慌不忙地从她身后逼压过来，她的全身于是就咬在了那些大而黄的牙齿里。她感到了直穿内底之痛。

猛然回身，想从那些牙齿里挣扎出去，却一头撞在身后的墙上。

血从她的额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无味的脸上，增添了一些婉约，甚至是略显风尘的动人之处。

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来那不是牙，而是墙上的一块块瓷砖。但那些瓷砖怎么看怎么像一排排的牙齿，而且是侵华战争时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黄的门牙。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种进化以及牙科医学的进步，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再有这样大而黄，并像蟋蟀那样向外龇着的大门牙了。但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却不得不尴尬地长着这样的大门牙。而她洗澡间里的这些牙，不但黄而大，不但像蟋蟀的门牙那样向外龇着，每个牙缝之间还嵌着根深蒂固的黄色牙垢。

她不由得拿起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着剔着她忽然明白，s这么多牙和这么多牙缝，她是无沦如何也剔不干净了，于是就拿起凿子和榔头，连撬带敲，一块块敲碎了那些牙。

她干得很安静，很从容，一点也不疯狂。

过后她只是觉得有点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宝贝儿！”又对着空中高喊了一声“妈!——”

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她放松的时刻、最让她感到亲切的事，就是吸上这样一支既不对她怀有怜悯，也不对她怀有恶意的烟了。

她坐在厕所门前的地板上，一面瞧着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黄牙，一面冥想着世事的无定。可不，转眼之间，这些大黄牙就碎了，就像一个本来形影不离的人，突然之间躺进了棺材。

这时她一回头，一个头戴纱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进来。那男人的脸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无，只光板一张。光板上纵横地刻满隶书，每笔每画阔深如一炷线香，且边缘翻卷，这张刻满隶书的脸板，无声无息地跟踪着她，与她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就转身俯向那张脸，问道：“让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字?”

可她怎么看也看不懂。

从此她逢人便问：“你能告诉我，那脸上写的什么字吗?”

于是人们把她送进了疯人院。

忽然之间，不是党委书记请她看电影，就是办公室主任的太太请她吃饺子，如果看电影，邻座肯定是黄牙；如果饺子刚出锅，黄牙肯定凑巧来做客，自然就坐下来与吴为共享那锅饺子。

起始吴为真以为巧合，后来就明白无巧不成书。黄牙决定着单位大小头目的升迁!

在大学里，吴为的野性已被改造不少。新生一入学，校长就在迎新大会上宣告：“我们这所大学，共产党员的比例比部队还高。”

这样的大学即便不是炼钢炉也是炼铁炉。从这个大门走出来的吴为，对无处可逃的局面自然有一定的了解，不要说户口本、粮本……一个档案袋就能把人套牢。

于是她卑劣地想起了远在北京、当初被她拒之门外的韩木林。

拒绝的理由说出来真让人莫名其妙，与房子、钞票等重大题材无关，而是一个非常不足道的细节：韩木林有口臭之疾。

那时候，吴为不但像一只刚从树上摘下的苹果，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嗜咖啡成癖，牙齿上沾满咖．啡渍，不可避免地也是一嘴黄牙。口里更没有异味，即便吃了葱蒜，刷一次牙就能解决问题。

试想，当那个风花雪月的夜晚，这样一只新鲜的苹果，这样一副洁白无瑕的牙齿，这样一张没有异味的嘴，在北海公园面临与一个臭嘴接吻的进退两难时，对吴为这样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即便韩木林身价百万，恐怕也难以摆平。

像面对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这真是个问题”那个千古之题，吴为不得不在一副黄牙和一个臭嘴之间进行抉樟。吴为迷恋北京，其理由也与政治、经济中心，机遇等重大题材无关。她的北京，是总有一天会演绎《战争与和平》中某个情节的北京——娜塔莎在某个舞会上与包尔康斯基公爵相遇——而对中国和世界都已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现实毫无概念。又以为生活就像古典小说里读到的那样，无非恋爱和Party，户口本、粮本、档案袋等等则于此时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