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教室时，李老师已经站在讲台前了。她回过头，轻描淡写地瞥了我一眼，说：“快一点，我们准备上课了。”我把头一低——我的这个动作现在成为习惯了，从期中考试之后，我见到她就总是把头那么一低——走到座位上。说句实话，我越来越恨这个座位；这个座位是最后一排靠右的座位，如果我从教室前门走过去，那我就必须像头野兽似的经历每一个同学的注目——教室总是那么小，而桌椅总是那么挤，我偏偏又长得有手有脚并且那么高大，到处磕磕碰碰的，要么是他的书，要么是她的铅笔盒。我总算充分地体会到双手抱着头的投降动作有多科学，照我看，全校的师生员工都该双手抱着头走来走去——想想看，这多有趣，学校会变得跟集中营一个样，大家亲密无间地胳膊肘挨着胳膊肘，除了彼此的脑袋之外什么都撞不到。

我欣赏这个双手抱头的动作，但是除非大家都这样做，否则我不会做。要是我一个人走过去、穿过课桌椅时，做出那么个动作的话，那不就等于是我向他们投降了吗？我凭什么要向他们投降呢？这未免荒唐。要是我向他们投降，那么我受到的警告处分、我经过的那些审讯都算什么？他们又不是来采访我的新闻记者，我也不是什么劳动模范。我是叛徒。如果我是叛徒、是教唆犯、是盲流，那我得为此骄傲，否则我真的变成叛徒、教唆犯和盲流啦。而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叛徒的角色而已——那些演员，不管他们扮演的是汉奸还是黑手党头目，都深深地为自己的角色骄傲，因为他们是它们的创造者。这些道理，我想我说给谁听谁也听不懂——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还常常糊涂呢。

唉，我究竟在说些什么呢？我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我还有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名字，我还失了王海燕的约，我还把我的倒霉经历告诉了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到现在我还吃不准她的名字究竟是真是假，我还看见李老师就像只公鸭子似的垂下头，我还在穿过课桌椅时撞翻了赵鸥的铅笔盒，给她捡笔的时候我又把梁守谦的书带到地上——我整个是笨手笨脚又女里女气的一个倒霉蛋，我肯定早就给人笑死了。

其实，我最对不起的还是李老师。李老师她老人家最喜欢我，把我看成她亲儿子似的，我却在考她教的化学科目时作弊，还被抓到了。后来她发慈悲，帮我们掩盖了罪行，只给我们打了个零分，没有上报，可又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去做的揭发，害惨了总有一千万个人，弄得她老人家脸上也很不光彩。我想来想去，恨死了那个除了说些蹩脚笑话什么都说不上的打小报告的乌龟王八蛋，但我又不知道他是谁——唉，得了吧，我连那混账是男是女也还不知道。但我真对不起李老师。我这人就是不够光明磊落，老低着头算什么意思呢？我不知李老师还会不ww会像从前一样，摸摸我那不怎么样的脑袋说：高三你加化学，你在这方面是很有潜力的。我想李老师大概没了乙炔什么的就活不下去，所以她待我才像亲儿子似的——对了，她是没有儿子的。如果说她有，那么他静静地躺在公墓里也数不上有多少年了；这些年里，他跟所有那些死人一样，什么也说不上来。

其实，我过去一直怕李老师待我好，她一待我好，就不像老师了，简直跟个老奶奶似的，那叫什么呢？但她现在不待我那么好了，我又怕，我瞧她现在一天到晚的腔调，差不多成了个全日制的老奶奶。

我对不住她，总的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