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阅览室——我忽然发现这句话里含着一种奇怪的动机——我穿过阅览室，但这次并不是去广播室见王海燕什么的。我穿过阅览室，仅仅因为我比较喜欢阅览室另一头的那张桌子，我要去坐在那里做功课。

阅览室里的女生永远比男生多，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劳什子的原因。从前我不大到阅览室来做功课，这是近来养成的习惯。教室里老是有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老是有几个女生在尖声叫喊——最主要的是，樊斌那个人老是要来缠我。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逃到阅览室来。樊斌是那样一种人：他要是拍拍你混账的肩膀说，嘿，别到那儿去，那儿没劲，老子从来也不去，那么他其实就认为他所鄙视的那个地方肯定一个正常人也没有——私下里说说，他自己究竟有几分正常，我还一直在怀疑呢。

我坐到比较喜欢的那张桌子前面。我喜欢那张桌子，因为桌子上有一个洞——这儿所有的桌子都挺新，这张桌子也不例外，可是它仍然有个光荣的洞——我看书、做功课时，可以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洞洞里面，摸摸桌子底部毛毛的木头。我小时候学过布袋木偶戏，从那以后就喜欢桌子上有洞，好让我把手指伸进去，不管伸几个，我都有一种演布袋木偶戏的感觉。我学布袋木偶戏，也是因为我特别干净，像小女孩似的，好管，所以老师才推荐我去；我老演邪恶的角色，像《狼和小羊》里的狼啦、《拔萝卜》里的耗子啦、《乌鸦和狐狸》里的狐狸啦——唉，原来从小我就是反派人物，怪不得现在这么倒霉。

说到倒霉，我希望自己还不至于倒霉到那种程度，又遇见上次叫吉吉的女孩子。我差不多都把这码事儿给忘啦，要不是今天到阅览室里，我可准要把这给忘啦。可我一走进阅览室那劳什子的门，就记起她上次站在门口转过身来的动作——她突然站定，然后头微微地一低，不知用一个什么动作转过了身；她的姿态出人意料地飘逸、轻巧，让人错觉她没有重量，只是一只浮在地面上的气球，轻盈、美丽，在我面前晃动着；她的声音也晃动着溶入正午暖洋洋懒洋洋的空气中，她说：

“我叫吉吉。”

但我希望不要再遇见这个叫做吉吉的女生了。我其实是全世界最最大的傻瓜蛋。她知道我受了处分，她知道我为什么受处分，她知道我怎么受的处分——她要是知道我这么多事情，我怎么能保她不知道我的生日、我小时候穿马路差点被车撞死、我演过布袋木偶戏、我有一只给抽筋扒皮的猫叫针筒呢？问题是，她的事我一样也不知道，除了知道她自称吉吉——我甚至还吃不准她是不是真叫吉吉，毕竟，不管怎么说也得承认吉吉这种名字有点荒唐。

我做着功课，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桌子上那个洞洞里面。我这会儿挺悠闲自在的。不悠闲自在的时候，总难免要想起处分呀、王海燕呀、爸妈呀，我耳朵里老是响着那个傻帽儿的青春期老师在破烂不堪的喇叭里读什么经研究决定给予秦庾警告处分——就是那一个个土豆“研究决定”给予我处分，说不定他们还挺尽心尽力地举着他们傻帽儿的手进行表决哪，一个人倒霉起来就这样，连一群土豆也能举手反对你。所以我得趁着悠闲自在的时候好好做功课、过日子。再下个礼拜我们要期末考了——为了会考，期末考提前——我从没那么害怕过考试。

有个人在我桌对面坐下了。我没兴趣去看那人的面孔。我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还以为在这阅览室里，除了我没第二个人愿意坐这张有洞的桌子呢——可既然有人来，我总不见得把他打出去。我知道，在这个阅览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没有人坐：是那张靠窗的桌子；王海燕总是习惯坐那张桌子，她还习惯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典，煞有介事地把它们全摊开，然后在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气做她自己的事；她那张桌子似乎有什么巫气，即便她根本不来，也不怎么有人坐。听说有一回，一个倒霉蛋坐在那儿，她来了之后一声不吭，噼噼啪啪大力翻开她借来的劳什子词典，把个桌子占去三分之二。那倒霉蛋又坐了十来分钟，在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都饱受压迫，越坐缩得越紧终于逃掉了。我很佩服王海燕这种威慑力，虽然有这样威慑力的人不免可怕，可我第一个不成。比方说，现在有个人坐在我对面，写字的时候笔尖钩着纸发出粘连在一起的细小响动，可我连看他一眼都不敢。

“秦庾。”

咦，有人在叫我。这声音很轻，很透明，不带什么分量，像一个在空气中晃动着的气球。我还记得，上次在阅览室里，也是这样的一个声音，透明地说：“人都走光了。”

吉吉！

我不得不抬头看一看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了——浅象牙色的面孔、长睫毛下一对透明的清水眼、长头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在我眼前晃动着的一个金色气球——是吉吉。

她手里捏支笔，既没笑，也没不笑，静静地看着我：

“心情好一点没有？”

“什么？”我回不过神来似的问。

她轻轻一笑，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低下头去写她的作业。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的这种习惯的，她一向不重复自己的话。我看她的教科书用风景照的挂历纸包着，上边蓝天白云，青草地点缀着丁香花，还有几间红顶小屋，活像玩具。有人走过去，也有人走过来，她全不理会，只自顾自地写作业。有她坐在对面，我简直没法做作业，一会儿看看窗外的树，一会儿看看坐在角落里的图书管理员，一会儿看看长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她总是一副安分的表情、一种安分的动作，叫我忍不住喜欢坐在她对面、跟她说点什么，随便是什么。

“你常常来阅览室吗？”我没话找话地问。

她把目光从作业上移开，静静看我一眼，答道：“不是常常来。”低下头去做她没完没了的作业。过了半晌，她又开口，对作业本子说：“常常碰到你。”

“我只碰见你两次啊。”

“我只来过两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