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笑。王脚更来了狗精神，从舞台上捡起一块瓦片，瞄准那盏挂在幕前横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灯，猛地投上去。汽灯应声熄灭，台上台下一团漆黑。——为此王脚被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他依然不服，气汹汹地逢人便说：有本事把老子的鸡巴割了去！

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后拥；如今，姑姑偶尔回家，人们冷冷地避着她。我母亲劝道：他姑姑，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呢，还是上头让干的？

什么叫“自己琢磨出来的”？姑姑气愤地说，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天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