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每当朋友们问起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时，我总是吞吞吐吐，感到很难回答。直到把修改后的稿子交到编辑部，如释重负地休息了两天之后，才突然明白，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小说的风头部和豹尾部每章的标题，都是叙事主人公说话的方式，如“赵甲狂言”、“钱丁恨声”、“孙内说戏”等等。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记录了在民间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的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而构思、创作这部小说的最早起因，也是因为声音。

二十年前当我走上写作的道路时，就有两种声音在我的意识里不时地出现，像两个迷人的狐狸精一样纠缠着我，使我经常地激动不安。

第一种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有黑与蓝棍合在一起的严肃的颜色，有钢铁般的重量，有冰凉的温度，这就是火车的声音，这就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从我有记忆力开始，每当天气阴沉的时候，就能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像沉闷而悠长的牛叫，紧贴着地面，传到我们的村子里，钻进我们的房子，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然后便传来火车驶过胶河大铁桥时发出的明亮如冰的声响。火车鸣苗的声音和火车驶过铁桥的声音与阴云密布的潮湿天气联系在一起，与我的饥俄孤独的童年联系在一起。每当我被这对比鲜明的声音从深夜里惊醒之后，许多从那些牙齿整齐的嘴巴里和牙齿破碎的嘴巴里听来的关于火车和铁道的传说就有声有色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们首先是用声音的形式出现的，然后才是联翩的画面，画面是声音的补充和注释，或者说画面是声音的联想。

我听到了然后看到了在1900年前后，我的爷爷和奶奶还是吃奶的孩子时，在距离我们村庄二十里的田野上，德国的铁路技师搬着据说上边镶嵌了许多小镜子的仪器，在一群留着辫子、扛着槐木撅子的中国小工的簇拥下，勘定了胶济铁路的线路。然后便有德国的士兵把许多中国健壮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的枕木下边，丢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木头一样的废人。然后又有德国士兵把许多小男孩用骡子驮到青岛的一个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学习德语，为将来管理这条铁路准备人才。这肯定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后来我曾经咨询过德国歌德学院的院长：中国孩子学习德语，是不是真的需要修剪舌头？他一本正经地说：是的，需要。然后他用哈哈大笑证明了我提出的问题的荒谬。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对于这个传说我们深信不疑。我们把那些能讲外语的人，统称为“修过舌头的”。在我的脑海里，驮着小男孩的骡子排成了一条漫长的队伍，行走在胶河岸边泥泞曲折的小道上。每头骡子背上驮着两个篓子，每个篓子里装着一个男孩。大队的德国士兵护送着骡队，骡队的后边跟随着母亲们的队伍，她们一个个泪流满面，悲痛的哭声震动四野。据说我们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就是那些被送到青岛去学习德语的孩子中的一个，后来他当了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每年的薪水是三万大洋，连在他家当过听差的张小六，也回家盖起了三进三出的深宅大院。在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和画面：一条潜藏在地下的巨龙痛苦地呻吟着，铁路压在它的脊背上，它艰难地把腰弓起来，铁路随着它的腰弓起来，然后就有一列火车翻到了路基下。如果不是德国人修建铁路，据说我们高密东北乡就是未来的京城，巨龙翻身，固然颠覆了火车，但也弄断了龙腰，高密东北乡的大风水就这样被破坏了。我还听到了这样的传说：铁路刚刚通车时，高密东北乡的几条好汉子以为火车是一匹巨大的动物，像马一样吃草吃料。他们异想天开地用谷草和黑豆铺设了一条岔道，想把火车引导到水塘中淹死，结果火车根本就不理他们的茬儿。后来他们从那些在火车站工作的“三毛子”口里知道了火车的一些原理，才知道浪费了那么多的谷草和黑豆实在是冤枉。但一个荒诞故事刚刚结束，另一个荒诞故事接踵而来。“三毛子”告诉他们，火车的锅炉是用一块巨大的金子锻造而成，否则怎么可能承受成年累月的烈火烧烤？他们对“三毛子”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他们都知道“真金不怕火炼”这条俗语。为了弥补上次浪费的谷草和黑豆，他们卸走了一根铁轨，使火车翻下了路基。当他们拿着家伙钻进火车头切割黄金时，才发现火车的锅炉里连半两金子也没有……

尽管我居住的那个小村子距离胶济铁路的直线距离不过二十里，但我十六岁时的一个深夜，才与几个小伙伴一起，第一次站在铁路边上，看到了火车这个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从身边呼啸而过。火车头上那只亮得令人胆寒的独眼和火车排山倒海般的巨响，留给我惊心动魄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虽然我后来经常地坐着火车旅行，但我感到乘坐的火车与少年时期在高密东北乡看到的火车根本不是一种东西，与我童年时期听说过的火车更不是一种东西。我童年时听说的火车是有生命的动物，我后来乘坐的火车是没有生命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