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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从古至今就爱交往一些有趣的人。这些人今天看不仅是可爱，而且还可疑；大概是他们害了我们。

当一场场麻烦——包括战争——过去了，有些人升了，成了，走了，成为人们交口赞誉的英雄；而我们家既没有刻到碑上，也没有记到书上，反而经受了数不清的屈辱。这真不公平。

家里的老人在世时，天天盼着下一辈出一个有志气的人，比如说他能在多年磨难之后挺起来，出去找找公道，为全家讨回清白。这只是个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不是没人试过；而是多次试过，不行。我从很小起就知道：要实现这个愿望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我牢牢记住了，记住了要做什么。

后来我按照家里老人说的，走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人。这样一晃就是十几年。时间只是让我进一步明白了，要做成一件事到底有多么难。

由于总也做不到，最后反而不再焦思如焚了。我在想：我的愤恨和奔波到头来不过是求个结论，而那结论也许一张小纸就写完了。如果我把所知道的一切全记下来呢？那就远远不止一百张纸。

这样一想，我就放弃了那一张小纸。

为了那一张小纸我求了多少人。求人的滋味是难受的，老要忍着……现在行了，现在我只求自己了，只求自己记忆上不要出错，并尽可能地对往事有一个真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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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好像是人的一个坎儿。过了四十这条线，对好多事物的看法就要改变。比如我在这之前极其崇拜我的外祖父，而这之后主要是崇拜父亲。外祖父很早以前就死了，我没有见过；而父亲，我与他整整相处了五六年。父亲使我大失所望，一直到他死后很久都是这样。外祖父就不同了，没见过，只见过照片，只听外祖母反反复复地讲他；还有母亲，她总是深情地怀念自己的父亲。母亲常常叹息：啊，你要能长成你外祖父那样有本事的一个人就好了。

我知道，我如果长成了那样一个人，不仅完成全家的嘱托不成问题，而且会是仪表堂堂。他高高的身材，浓眉大眼，说话声音洪亮，而且总是打扮得那么得体。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衣着，外祖父在穿戴方面从来都没落伍。他是一个注意仪表、非常精细和在意的人。我渐渐知道，这同时也表明了他爱着很多东西，非常非常爱：爱所谓的生活，爱人——他曾深深地爱着外祖母和别的人。

到现在为止，我这一生有不少时间在探究着关于外祖父的秘密。因为对于我而言，这个人的魅力太大了，而且具有真正的神秘感。他的婚姻、爱情，来来去去好大一沓子事儿，最后还有死，都令我极为费解。

在那个海滨城市里，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曲府。那是文明和富有的代名词，最时新最光荣的一切总是与它连在一起。比如说，码头上通航了，白色的大轮船上下来的第一个人物是一个戴大檐帽子的人，他是船长——船长首先拜访的人家就是曲府。从黑色小轿车上下来的人、穿了长裙的美女、英国海关里搀着夫人走路的洋人，都少不了要到曲府去一趟。没有多少人议论它的发家史，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好像自从有了这座城市的那一天，它就富丽堂皇地坐落在这儿了。它的富裕以及某种权威性，是不必怀疑的一个老问题，是先于全城人的记忆而存在的一个事实。

曲府中真正的核心人物，当时人们都知道是老爷。老爷就是曲予的父亲——外祖父曲予那时候刚满十八岁，正真诚而热烈地参与曲府及小城中的很多事务，却从来不被人重视。人们遇到什么事情只说：老爷怎么看？顶多加一句：老太太怎么看？老太太就是我的老姥姥了。

曲予已经在省会读了六七年书，十八岁回到曲府，求学生涯正告一段落。要不要到更远的地方深造，他正犹豫。由于老爷的身体不太好，一年里招过二十余次名医，所以做儿子的也不宜远行。还有老太太，她在儿子离开后总是日夜思念，几次得病都是因为思念。曲予是一个独子，独子一走就带去了全部的母爱。“家里多么好，哪里还能比家里好？”她总是拉着儿子一双白皙的手这么说。

家里真的太好了。曲予也许是最后一次从省会归来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古老的府第经过一代代人的翻修改建，如今不仅保留了外观上轩敞的气度，而且内里也越来越讲究舒适了。一些厅堂已经换掉了红硬木家具，而代之皮面沙发；有了连接内室的卫生间，有了抽水马桶。当时全城除了英国人的海关，大概惟有曲府大院里会找到这类东西。

曲予最喜欢的是府中那几棵白玉兰树。它们长得何等旺盛，开的花又大又早。当它们的香气弥漫在院子里时，曲予就有了深深的幸福感和某种莫名的冲动。他常在白玉兰下踱步。可惜围墙太高了，街道上的行人看不到一个英俊的少年在这儿走来走去——他背着手，脸色由于激动而微微发红。他穿了中山服，铜纽扣闪闪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