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文革”到底结束了吗？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 ：“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