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爸爸的一迭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橕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他又花出极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纔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迭迭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纔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象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性情中语，倒是真话。”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 ，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