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雨》与《电》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

刘西渭

安诺德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功。考伯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里荷马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

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评者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这是一个复杂或者简单的有机的生存，这里活动的也许只是几个抽象的观念，然而抽象的观念却不就是他批评的标准，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动，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察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因为第一，我先天的条件或许和他不同；第二，我后天的环境或许和他不同；第三，这种种交错的影响做成彼此似同而实异的差别。他或许是我思想上的仇敌。我能原谅他，欣赏他吗？我能打开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纳世俗的见解，抛掉世俗的见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几个疑问，批评者越发胆小了，也越发坚定了；他要是错，他整个的存在做为他的靠山。这就是为什么。鲍德莱尔不要做批评家，他却真正在鉴赏；布雷地耶要做批评家，有时不免陷于执误：一个根据学问，一个根据人生。学问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学问属于人生，不是人生属于学问；我们尊敬布雷地耶，我们喜爱鲍德莱尔。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错误，也有自己整个的存在做为根据。他不是无根的断萍，随风逐水而流。他是他自己。

然而，来在丰富、绮丽、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刚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样失色，进退维谷，俯仰无凭。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体味。虽说一首四行小诗，你完全接受吗？虽说一部通俗小说，你担保没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诗人或小说家表现的个人或社会的角落，如若你没有生活过，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吗？如若你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参差，是谁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区别，例如性情，感觉，官能等等，也打进来计算？没有东西再比人生变化莫测的，也没有东西再比人性深奥难知的。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几乎所有的困难全在人与人之间的层层隔膜。

我多走进杰作一步，我的心灵多经一次洗炼，我的智慧多经一次启迪；在一个相似而实异的世界旅行，我多长了一番见识。这时唯有愉快。因为另一个人格的伟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觉增加了一点意义。这时又是感谢。而批评者的痛苦，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显得深彻。

这就是为什么，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每每打不进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碾转其间，大有生死两难之慨。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着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