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而龙像三十年前一样，熟练地驾着舢板，从碇泊着的许多船只的空隙里穿过，靠了岸，系好船，踏上了三王庄的土地，像长期飘泊在海洋上的水手一样，上岸时总情不自禁地蹦达两下，活动活动。

这里和陈庄同样是一个高音喇叭的世界，是王小义和买买提喧嚷的世界。于而龙站在街口，完全怔住了，想不到是一个几乎认不出来的三王庄，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踌躇了，不知该往哪儿举步？

倘若他还是支队长的话，不由分说，准会大踏步向高门楼走去，因为那里设有支队的指挥机关，是湖西地区的党政领导中心。而且可以预料，只要他跨进大门，高门楼前后几进院落，休想有个安静。他像一股旋风，难得有他吹不进去的角落，搅得他的部下都像风车似的转动起来，大家都不由得感慨：“要支队长安生下来，等石湖见底吧！”

他会给他的下属带回来一口袋问题，倒出来，琳琅满目，像贪婪的渔民，爱用细眼目的网一样，上至鱼，下至虾，大事小情，像涌过来的波浪，把整个机关都淹没了。

“要不得，要不得，你把正常工作秩序都给搅乱了。”王纬宇在担当这座动力工厂的副手以后，开始不那么温顺了。因此，那些科室人员也响起一片聒噪之声。但于而龙要把人员压得尽可能的少，而任务倒要加得尽可能的多。这不能不引起一种本能的反抗，连廖总工程师都出面劝告：“算了，也不是要你于而龙个人掏钱去养活他们。”

“你这是什么话？”他不满意这位讲求效率的工程师，会说出如此息事宁人的语言。

“这是中国——”廖思源只说出了半句，那未吐出口的，显然是：“你不可能去办那根本办不成的事情。闲人，你就养着吧，只求他不给你捣乱生事，就算上天保佑了。”

于而龙别转头问王纬宇：“先从你那一摊子行政部门砍起如何？”

王纬宇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我绝不是戈尔洛夫……”这还是解放区时代的名词，于而龙已经习惯成自然地说出了口，他向反对他的精简压缩政策的人们宣传：“我当区长，县长那阵，腰里挎着匣子，口袋里掖着公章，背包里装着全区党政财文大权，找不到那么多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报的老爷。难道因为中国是生产茶叶的国家，大家就得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品味？”

“刀把子在你厂长兼书记的手里。”

“你干什么？”

“我下不去手！”

“王纬宇，你不要搞这种邀买人心的廉价同情！”他喜欢讲话一针见血。“你打过仗，该懂得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一个优秀的机枪射手，可以独当一面；而十个饭桶，能给制造出一百个麻烦。”讲这种话，是很刺伤一些人的心灵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办工厂，而不是办慈善机关的，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宁缺毋滥。啊，一开始他估计到会有阻力，但想不到大得吓人的程度，民怨沸腾，状子不仅告到部里，甚至告到国务院去。他气得直骂：如果将来中国一旦亡国灭种的话，罪过就在这些不产生任何价值，但却要消耗社会财富的寄生虫身上。但于而龙认准一个目标，那是不大会改变的，一条道走到黑，黑就黑，还得走。

办公室里一片窃窃私语之声，那是他拼命压缩非生产人员的主要对象：“于书记恨不能一个处长，把科长、股长、科员的工作一肩膀全挑起来，搞一条流水作业线，把等因奉此也来个自动化。”

他听了大笑不已：“如果外国有这种等因奉此自动线，我就申请外汇去买那个专利，搞它一条，让那些老爷们忙得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满头冒豆粒大的汗珠才好。”

“天哪！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很简单，干不了就让位，谁有能耐谁上。不要挡道，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廖总工程师背后劝他：“你搞就搞吧，何必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刺伤那些人的自尊心，火上加油！”

“我就是要他们坐在转圈椅上不舒服！”

“没有用的。”廖思源只求不给自己捣乱就行。

“一个社会的灭亡，往往由于消耗的人多于生产的人。”

“好吧！”廖总预言着：“如果你有兴趣播种蒺藜，那就等着收获荆棘吧！”

“火线上的铁刺网都趴过，无非头破血流，扎一身窟窿。”

那时，高歌已经从厂技术学校出来，一直在车间办公室帮忙，因为这个年轻人虽然能把自己打扮得水光溜滑，但他的磨床，所磨出来的工件，永远也达不到规定的光洁度。再加上他一年有六个月得去厂部的宣传队唱歌，车间主任看透了：“算了小高，你就以工代干，在车间职能部门帮帮忙吧！”但是，于而龙的压缩之风，像厂里的七千吨水压机一样，没完没了地压下来，于是，高歌又回到了磨床旁边去了。

王纬宇为歌手求情：“把小伙子安排到政工部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