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对于千家万户都是一个小型的节日，合家欢聚一日，七天只有这么一次。采买、洗衣服，改善伙食……虽然劳累，甚至比上班还劳累，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况且这是为自己干，为自己的小家干，只有这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越是休息天越得拼命做家务活，中国人似乎不大懂休息。这里没有海滨，也就没有去洗海水浴的习惯，没有郊外树林，也就没有野游打猎的嗜好。只有一堆平日没有时间做的家务活儿。干完了活儿，腰疼腿疼，乐在其中。所以星期一成了工作效率最低的日子，人们要在这天把星期天的劳累慢慢消除。

星期天，柳若晨站在窗前远远望着街上穿梭般往来的人群，人们手提菜篮，购物袋，在为过一个星期天而忙碌。他忽然感到一阵孤寂。他没有这种忙碌，没有那种乐在其中的福分。

他这个家，三室一厅，两口人住得蛮宽裕，然而有家如同没有家。他和妻子分居两室，从结婚起至今他们没有同过床。

他今年四十八岁了，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大学的同学，第二个就是现在户口本第二页标着的徐力里。

第一个妻子只跟他生活了一年。一次意外的车祸带走了她和她腹中四个月的胎儿。

他很爱她。读大学时，他学习上是班里拔尖的高材生，可政治上，他的家族是“黑”色的，父亲虽已去世，但他的大资本家成分给儿子带来了抹不去的颜色。母亲是父亲的二姨太，虽然是平民出身，但嫁给了资本家，也无力给他政治上染上一点红色。更不要说侨居美国经商的二伯和逃到台湾的大伯这些不光彩、甚至令人畏惧的社会关系给他罩上的阴影了。

他在大学没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信任、荣誉、平等，这不是他努力争取就能得到的。

他曾努力争取过。入学的第一天早晨，他就候在系党总支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捧着他几乎熬了一夜写成的入党申请书，像捧着自己一颗赤诚的心。看见系总支书记远远地走来，他赶紧迎上去，把这颗“心”双手捧给了他。他没有勇气说一句话，说什么？上面写着自己的心愿，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信念。当系党总支书记惊愕地看看他，又微笑地瞧瞧手里的申请书时，柳若晨红着脸，逃走了。他跑出多远，心还怦怦地跳。后来，他后悔了，当时的样子实在太不严肃，怎么连一句铿锵的誓言都没有表示，做贼似的溜掉。申请书写得很好，但交得太不像样，他一直这样想。没有人找他就入党问题谈话，班上同学入党，没人通知他参加，都是那第一印象太糟了，他幼稚地一直这样想。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跟第一印象毫无关系，倒是与他那些毫无联系的社会关系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有直接关系。

他埋头于公式和书本里，悄无声息地拼命念书，班里仿佛没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

但有人却时刻感到他的存在，那就是她。毕业前夕，她向他走来。“我喜欢你。”她说。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梦中也不曾希望梦见她这样一个纯洁、美丽而又根红苗正的姑娘。

他当然一点也没有想到，是二年级时的一场班级篮球赛成为他俩的月老的。那次比赛，班里少一名队员，大家想到了他这个一米八三的“大虾米”，作为团支部文体委员的她，代表组织交给了他这项光荣的任务———当一名班级篮球队队员，打一场球。他打得很卖力气，卖出了他吃“二姨太”奶的力气（他在每月必交的思想汇报中就这样称他的母亲），他的血沸腾了，上下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在剧烈地、亢奋地活动。他的眼镜被打掉了，膝盖蹭掉了一块皮，手腕搓伤了，他还是拼命地跑、跳、夺球，豁了命地蹿上篮板去争球，他忘了一切。他只有这一次才感到自己是一条生命，一条和别人具有同样价值的，活生生的，跳跃着的，和荣誉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四周观众觉他“滑稽”，把他看成一个笑料。只有她没有笑，却哭了。他对她说过：“只要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出色地完成。”组织上没有任务给他，因为不信任他，只有这一次给他任务。这个幼稚得傻气，而又真诚得可爱的大个子同学，从此进入了她的心扉。

他当然不知道她的心路历程，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童话：一个美丽的公主向一个砍柴的樵夫求爱，樵夫答应了，从此他便有了一把金斧和举世无双的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