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晚，城市到处张灯结彩，高大建筑物和一些公共场所都装饰上一串串彩灯。远远地望去，宛如一串串悬在空中或天上垂挂下来的硕大宝石、珍珠项链。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节日的气氛显得分外浓，各类演出，各种舞会，各大游艺场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好者。环线通车带给城市的喜悦，使市民喜气洋洋。

厦门路222号门楼上方，也悬挂起两只大红灯笼。逢年过节，警卫班的战士都把它挂起来。今年“五一”节，值班门卫，没像往年那样在红灯笼上贴上“五一”两个黄纸剪字，而是遵从市委书记夫人的旨意，贴上了两个大大的字。而且战士们还换上了崭新的军装。———一会儿将有大批客人光临这座花园别墅，市委书记家要为女儿举办盛大的婚礼。

沈萍今天格外忙碌。直到半个月前，她才决定，女儿的婚事就在本市办，婚礼就在自己家里举行。

在这之前，她曾设计过两个方案，全被高婕、张义民和老头子否决了。

她曾想让高婕旅游结婚，然后到青岛举行婚礼，这是一种受年轻人欢迎的结婚方式。偏偏高婕不同意，她哪儿也不想去。张义民又不好请假，他挑的担子不是想搁几天就能自己决定的。沈萍只好放弃这一想法。

她又设计了第二种方案。在市委第一招待所为女儿举行婚礼。那里面的大餐厅正好可以举行仪式，并且能摆二十几桌酒席，这样可以把女儿的婚礼搞得气派一些。伯年是市委书记，市里各方面的领导和平日里给自家提供方便、帮过忙的老朋友，足有二百多人。这样办，钱是要多花些，但这也是一项感情投资。老高平日死死板板的，难免得罪一些同志，趁婚礼也好为他笼络笼络感情。谁又知将来能用上谁呢？更何况，老高离休为时不会太远。在位时高朋满座，离位后未必不庭院冷落。何不借机热闹热闹，让女儿的心里得到点安慰，也给女婿增添些荣耀。今后孩子们的成长进步，还得靠这些人配合帮助呢。她算了算，其实也花费不了太多的钱，市委招待所是专门招待市里客人的，用不着租场费和服务费，宴席也只收成本费。而且还有国家补贴，外边饭店三百元一桌的宴席，这里也就收五十元。当然要想按这个价格办，需要老头子出面。但她刚一提出这个方案，高伯年就坚决反对。

依高伯年的意见，就在家里摆上两桌，请请老战友，再加上张义民一家人，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沈萍不依，她坚持要办出一个大场面。她结婚时，发了几块糖，把被子一挪窝，太窝囊了。什么影响不影响的，时代不同了。她决定就在家办，并且不跟高伯年商量，发出了一百多张请柬。

她把市委招待所的厨师和服务员请来帮忙；采买工作交给了商业局副局长；借餐桌、碗筷、酒具的活派给了市委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婚礼布置她调来了警卫班的几个战士，指挥当然由她亲自担任。

高伯年参加完通车典礼后，就一直呆在楼上，楼下沈萍的忙碌和女儿的婚礼，他丝毫没有心思过问。

他原打算，通车典礼之后与中央领导认真地谈一谈。中午北京却来了紧急电话，说有重要会议，要求两位领导同志立即回去，与他的谈话，只好推迟。

“伯年同志，这两年你们市各方面工作成绩都很大，基本路子是正确的，你要多支持鸿唤的工作。”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意见更有利于推动改革。”

两位中央领导与他分别时讲的这两句话，他越琢磨，越觉得对他带有批评的意味。这种明显的偏袒，让他很不舒服。这口闷气堵在心里，搅得他心烦意乱。

沈萍却一趟又一趟上楼找他的麻烦。

“你可真坐得住，人家警卫班的同志在下面帮忙，你当书记的该下去慰问慰问，说几句感谢的话。”

“平时不该代表我办的事，你乱代表，现在你能代表我说几句，你又不代表了。”

沈萍没工夫和他争辩，下楼去了。十多分钟后又走上楼来：“厨师来了，人家是冲你才登门帮忙的，你去看一眼。”

“不去！谁请来的佛谁拜！”

沈萍狠狠瞪了他一眼，气哼哼地走了。

最后一次，沈萍破门而入，终于把高伯年惹火了。

“谁让你搞这套？你瞧瞧厦门路222号哪家像你这样？”

“我怎么了？徐克给儿子结婚，不也是热热闹闹的！”

“你和徐援朝比？徐援朝判刑了，你也想让你的孩子判刑？”

一句话把沈萍也惹火了。

“你还好意思提援朝判刑的事？现在社会上一些人专门找干部子女的毛病，有屁大的事就给嚷嚷得满城风雨，好像我们的子女全是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的人。干部子女犯了点错，就恨不得加重惩罚，枪毙了才好。徐援朝他们无非是想多弄点钱，现在社会上谁不想着钱？到处捞钱的有的是，你们怎么不管？那些个体户，两三年就成了十万富翁、百万富翁，那门道能正吗？对那些流里流气的小流氓你们束手无策，还一个劲儿地支持，对这些革命后代倒认起真来。”

“谁犯了法都要治罪的。”高伯年忿忿地回击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