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张当日的报纸从手中滑落下来，高婕无力地闭上眼睛。报上有一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消息，黄炯辉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独唱音乐会，一举成功。她的报复并没有损伤他，他到底还是去了美国，并且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而她呢……

她需要有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安慰她。张义民不再成为安慰者的角色，相反她却成了张义民的俘虏。张义民现在每次来都被她的父母捧为上宾，那完全是为着她的缘故。他不再怕见到她，甚至连门也不敲，就闯进她的卧室。不再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坐在椅子上，而是随随便便斜仰在沙发上，一双沾着积雪的皮靴，毫无顾忌地在刚刚换洗的沙发套上蹭来蹭去。他的眼睛里充满着自信，在这种自信里她却多少看到了几分对她的轻蔑。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喜色，那种能够随意驾驭和猎取他所畏惧、谄媚过的对象而自然表现出的洋洋自得。他说话的语气也变了，那些礼貌的，谦恭的，猜度逢迎着她心理的话被一些指令性的，主人般的语言所替代，就像是有意地让她知道他的厉害，并让她为当初她的傲慢而感到懊悔。他完全变了，就像已经成为了她的主人，拥有着把她拾起来或者扔掉的权利。

她厌恶他那副下贱的得意。痛恨他像一只癞皮狗那样，以撕咬一只失去抵抗、挣扎能力的弱鸡去显示威风，换得快乐。她希望自己像那些被侮辱、被遗弃、被失恋弄得心灰意冷的少女们一样，默默地忍受自己内心的痛苦，不需要爱，也不再去爱，无情无欲。但很快，她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不是那样的人。黄炯辉带给她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痛苦，同时也带给她生理上的折磨。她忍受不住孤独，无法抗拒生理欲念对她发生的巨大诱惑。张义民对她的放肆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具有了魅力。她对他越来越产生出一种依赖，甚至依附的心理。她过去看不起他的家庭，现在细想想自己的父亲过去不也曾是个农民。张义民踌躇满志，巧于心计，谁能断言他的将来不是父亲一样的人物？她希望在他的身上发现更大的希望之光，只有这样，她才觉得心理能够获得平衡，才能报复黄炯辉对她的负情。只要张义民能够满足她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他对她什么态度，她都可以不在乎。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高傲的公主。

一天晚上，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她留下了他。

她和他躺在一起，发现张义民完全不像个初涉房事的男人。他几乎什么都懂，抚摸和触及的部位极为准确，动作也相当熟练，她不觉疑惑了，这些不是读书所能知道的，她第一次时，除了不可抑制的冲动，几乎对其他的具体步骤一无所知，完全被动，听任黄炯辉的摆布。而张义民的热情和冲动却缺少自发性有着一种规定性，就连发泄之后，那种为满足对方需要而做的短暂停留，都像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她问他，张义民冷冷地反唇相讥：“你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吗？”

高婕默然了。她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和兴趣再追问下去。也许两个具有相同过失的人在一起生活，反倒会相安无事。她一天天等待着，等待父母或者张义民向她提出婚事。结婚是她目前寻到精神解脱的惟一办法。但张义民却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母亲也一反常态不再跟她唠叨。为了摆脱痛苦，她等待结婚，为了结婚，她又得痛苦地等待。

她等到了什么？是那个丝毫无损的家庭在美国欢聚，是那个女人对丈夫的宽容和对她的欺骗，是黄炯辉的成功得意。这使她刚刚麻木下来的心，又重新被刺激得发抖。

不知什么时候，高地悄悄走进妹妹的房间，轻轻坐在高婕对面的沙发上，像是想说些什么。

“小婕，我要走了。”半天，高地才说出这句话。

“去哪儿？”高婕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情感天地里走出来。

“去美国。”

“美国，……干什么去？”高婕感到意外。

“自费留学。”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自费？你在那儿无亲无故，哪来的钱？”

“蓓蒂帮我，以后自己去了再想办法。弄钱挣钱的办法总会有的。”

“蓓蒂？”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她很喜欢我。”

“你也爱……喜欢她？”

“我无所谓，我只想去留学。”

“这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蓓蒂早就帮我联系好了，去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只是当时她在这儿的学习还没结业，另外我在等考‘托福’。现在全妥了，只差办手续了。”

“爸爸妈妈知道了吗？”

“我想走时再告诉他们……其实，我对他们并不重要，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一样。他们从不关心我，关心的只是你。”

“不。”高婕走到二哥面前，抓住他单薄的肩膀，“你不要走。我不让你走。你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在国内还不是一样拿学位，为什么非去美国？那儿是个竞争的社会，你又没有朋友，你这么老实的人，在国外要吃亏的，二哥，我不让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