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青见他去远，便道：“这人倒像一个诚实少年。”杨杏园道：“诚实害了他了。他现在为一个坤伶所迷，捧得昏天黑地，又可笑，又可怜。我看他钱花足了就醒了。”李冬青道：“也许那坤伶待他真好。”杨杏园道：“难道他们还能破了成例，讲真爱情吗？”李冬青道：“你这话显然偏着男子。以为富君是读书的人有真爱情，那女戏子就是以金钱为重，决不会有真爱情的。”杨杏园道：“管他真爱情，假爱情，与我们什么相干？爱情这样东西，本来是神秘的东西。也许表面很接近，骨子里很疏。也许表面很冷淡，心里很热烈。当事的人，十有九个是糊糊涂涂。

用第三者的眼光来评论旁人，越发不对了。“杨杏园说时，蹲着身子在地下栽花，不住的用手弄土。眼睛只能望着李冬青的裙子角。李冬青手扶着树站着，默然不语。

用手牵了牵衣襟。又抽出衣纽上的手绢，揩了一揩脸。过了一会，还没有作声。杨杏园在这时，也是没有什么话可说，搭汕着，努力的栽花，一刻儿工夫，就栽了三盆花。弯着腰，总不肯伸直来。大家静默了一会，只听见屋子里的钟当当当响了十下。李冬青笑道：“怎么就十点钟了？家里快要吃饭，回去了，省得他们等我。”

杨杏园这才站了起来笑道：“你府上不是十二点钟吃午饭吗？”李冬青道：“今天礼拜，格外提早一点，吃了饭，好出去玩呢。”杨杏园笑道：“向来没有听见说出去玩的人，今天也自动的要出去玩。”李冬青笑了一笑，说道：“再会。”杨杏园伸着两只糊满了泥的手，便跟在身后，送了出来。到了月亮门边，李冬青回头说道：“这样的熟客，还送什么？”杨杏园道：“也应该送到前院。”说着，依旧望前走。

李冬青真忍不住了，笑着说道：“瞧罢！这个样儿……”杨杏园一看一双泥手，浑身泥点，这才笑着止住步。一直望着李冬青走了，然后转回身，这才觉得两只腿有些酸，地下还摊着一大堆菊花秧子，不能栽了。走回房去就着脸盆里的凉水，洗了一把手，洗得满盆都是泥土。看看院子里的花，叫自己也未免笑自己做事有头无尾。

便叫了听差车夫进来，一顿把花按着盆子栽了。栽不了的，就叫他们拿了出去。自己先栽一株花，按着歌诀，要多少土，要多少水，这会子乱七八糟，也就不管了。

当新闻记者的人，是没有星期休息的。每到了星期，就要抱怨自己干的这种职业不好。杨杏园也是这样，不过他有一种自慰的法子，把一部分不受时间限制的事，星期五星期六，就预先忙着赶做些起来，星期日，在家里究竟可以休息半天。这时富氏兄弟不在家，李冬青又走了，一个人不做事，反而不知道怎样好。回头一看椅子边的电话插销，随手将耳机插上，便四处打电话，找朋友说话。百无聊赖中，找了这样一个消遣法，可是这桩事，又宣告失败。有的地方是电话没叫通，有的电话叫通了，人又不在家，后来委实无人可找了，心想只有华伯平没有去找，他平常都不在的，星期更不必说。管他，且试一试，便又把电话叫到惠民饭店。那边接了话，却说是刚刚起来。杨杏园就请华伯平说话。一会儿华伯平接电话了，问道：“你是打听余梦霞的住址吗？”杨杏园笑道：“什么红虾红鸭？”华伯平道：“他昨天到北京的，你不知道吗？”杨杏园笑道：“你说是谁，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华伯平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道：“你们都是文丐啊，不至于不认识。”杨杏园道：“真不认识，也许我一时记不起来，你说他从前在什么地方做事，我就可以想起来了。”

华伯平道：“他是个小说家，曾做过一部《翠兰痕》，风传全国。早几年，中学校里的学生还当作教科书呢。”杨杏园笑道：“哦，是他，难怪说红虾红鸭。我也是只闻其名，并不认识。但他是上海的洋场才子，到北京来做什么？”华伯平道：“听说是招亲来了。详细情形，我不很知道。我怕你是要找他呢，你既不是找他，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杨杏园道：“一个人在家里问得慌，找你谈谈。可否到我这里来吃饭？”华伯平道：“对不住！我这两天为着老总的老太太过生日，筹办寿事，简直没有闲呢。我正要找你一桩事，哪里有骨董出让没有？我倒要收个三五样。”杨杏园道：“对穷措大打听骨董，岂不是问道于盲？”华伯平道：“我不过顺问一声，那就再会罢。”说毕，各自挂上电话。杨杏园找不到人，只好门在家里看了半天书。下午依旧到馆里去办事，星期这一天，还是白过了。

时光容易，已是八月初旬，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杨杏园偶然受凉，病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