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和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分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乎被感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40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jì]，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啊！她五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见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围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